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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月報》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無容置疑，中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命脈，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學，包括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它的發展過程一直是以北方為中心。楊揚教授卻提出新文學中心於20世紀20年代南移上海這個話題。若從文化文學中心的角度去看問題，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學的主要區別之一，正是中心的南移。傳統文學時期，文學中心主要是在北方，現代文學時期的文學中心南移到長江流域，上海是代表。然而，為甚麼會有這樣的發展？是甚麼孕育了這樣的機會？楊教授說，這與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楊教授畢業於華東師大中文系本科，1985-1988年華東師大中文系文藝學碩士，1990-1993年華東師大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教授曾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哈佛燕京訪問學者、台灣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新文學代表人物之南遷
南移，是指與新文學發展密切相關的新文學領導人、重要的刊物和主要的文學論爭活動都逐漸由北方南遷到上海。1920年春，陳獨秀繞道天津抵達上海，此標誌著新文學中心南移的開端。同年九月，《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從此，北京再也沒有像昔日《新青年》那樣影響遍及全國的新文化刊物。1921年7月，胡適受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到上海進行了一個半月的工作訪問。魯迅雖到1927年才定居上海，但那是經過北京、廈門、廣州之行的比較後，才選定上海。20年代的上海，確有許多當時北京所不及的地方。像《小說月報》、《創造季刊》這樣大型的新文學雜誌，在當時國內真是絕無僅有。人員眾多、聲勢浩大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也主要以上海為活動中心，影響卻在全國。這兩個社團之間的文學論戰，從1922年持續到1925年，為時三年，涉及到新文學發展各方面的問題，吸引了國內差不多所有新文學人士的注意，甚至連在北京的胡適、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都撰文參與，這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是少有的。上述情況可歸論為：新文學運動在北京興起之後，其核心力量逐漸南遷上海，而這一過程的完成，基本上是在20年代完成的。
新文學中心南移之原由
新文學中心從20年代開始南移到上海，是因為20年代中國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變動所致。特別是南方革命政權的建立，北伐軍順利攻克滬寧，吸引了大批激進青年的南下。這批激進的青年，是新文化新文學的熱情支持者和回應者，他們的南下為新文學中心南移提供了人員和群眾基礎。
而北方的北洋政府對新文化人士的政治迫害及保守的文化政策，使大批新文化領導人離京南下。如陳獨秀、魯迅等，他們的南遷都與政治迫害有關。20年代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及差異，為上海新文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當然，20年代的上海之所以能逐漸取代北京而成為國內新文學的中心，是因為上海擁有在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上都甚遠於北京大學的文化組織機構──商務印書館有關。正是商務印書館起的文化組織作用，吸引了國內廣大文化人的注意力，它的出版物不僅開啟民智，更成為引領一個時代文化風氣的指標。
商務印書館的歷史與發展
商務印書館成立於1897年2月，是上海一家民營的印刷出版企業。20年代，商務印書館能繼北京大學後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文化組織機構，實該歸功於張元濟。張元濟晚清翰林出身，曾參與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被革職到南洋公學任職。他學識淵博，思想開明，應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之邀到商務工作。張元濟的加盟給商務印書館注入了文化血液。雖然商務原來的老闆夏瑞芳精明能幹，但他終究是個商家，做事實際，一旦遇到文化定位之類的問題，則非其所長。而張元濟是一位有文化抱負的開明知識分子，對他而言，加盟商務印書館不單是為了謀生，更是他實現自己富國強民的文化志向。張元濟用他的智慧和社會影響力，將一個家族企業改造成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現代企業。大膽啟用新人是他改造商務計劃中最值得重視的經驗之一。1918年，張元濟提出商務印書館「永久之根本計劃」三條，第一條便是「用人說」，主張「培植新來有用之人」。1920年3月，商務印書館以重薪聘胡適，請其在京主持編譯工作。商務印書館的開明作風，吸引了大批文化人。據在商務任編輯的葉聖陶、王伯祥回憶，商務印書館是當時東南地區的文化匯集地，南來北往的文化人常與之交往，匯聚了各方面的精英人才。同時，商務能夠及時將一些新思想、新知識組織出版，通過遍佈全國的發行網路，將新思想、新知識傳佈全國，讓新文化運動真正形成全國性的文化影響。
與 20年代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關係
從1918年開始，商務印書館的存款出現剩餘。1919年現款總計達100萬元，到1920年增資為300萬元，1922年又增至500萬元。商務印書館在20年代達到企業經營的巔峰狀態，這使得它有足夠的經費資助文學文化事業。在商務印書館擺脫企業自身的經營危機過程中，新文學運動本身的地位也得到確立。像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都已成為國內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新文學取代舊文學已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商務印書館積極聘請新文化人士以加強商務編譯所的編輯力量。1920年10月，張元濟、高夢旦赴北京，廣泛結識新文化人士，邀請胡適到商務編譯所任所長；年底，任用沈雁冰改革《小說月報》。1921年又招聘王伯祥、楊賢江、鄭振鐸、周予同、李石岑為商務印書館編輯，聘請陳獨秀等為館外名譽編輯。商務印書館適應時勢所進行的文化改革措施，吸引了大批新文化人士到商務工作。與此同時，商務亦編印《四部叢刊》，整理國故。這些舉措，不僅讓商務印書館在社會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且能真正體現出文化組織機構的功能。可以說，當時代表中國出版文化水準的大規模文化出版物，基本上都是由商務印書館承擔。在新文學方面，像「文學研究會叢書」等，如果沒有商務印書館的鼎力支持，其他出版社根本沒有力量維持出版。由此看來，商務印書館確實承擔起20年代新文學發展的社會組織工作。
結語
商務印書館是立足出版，並有志於推進社會文化。所以，它的事業遠遠超出單純的印刷出版範圍。除了出版事務外，張元濟主張商務印書館經辦自己的中小學，培訓國內的中小學師資；設置影戲部，在中小學教育中最早引入電化教育；它還投巨資建立遠東最大的東方圖書館（該館1932年在「一．二八事變」中被日寇炸毀）。商務印書館的作為，不僅贏得了社會的尊重，更是提升一種職業的社會地位。人們正是從商務印書館身上，看到商業文化對於現代社會的獨特貢獻。這種創造性的文化開拓工作，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想像的。因此，它像一種典範影響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化的走向。至於新文學，自然是在這種範式的籠罩下成長、茁壯。所以，若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包括現代文化，商務印書館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話題。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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