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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磊
近日讀張鳴的新著《辛亥：搖晃的中國》一書，在第59頁看到如此一段文字：「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多數的老百姓……對於革命其實相當冷漠。……但是，自信滿滿的革命黨人，卻覺得自己給百姓們帶來了解放，主要是從異族統治下的解放，」——革命黨人理解的所謂解放，內涵或許比較豐富。但，其中一個最起碼的標誌就是：剪辮子。
清末民初，頭頂上頂著大辮子的老百姓中間，有很多是不願意主動剪辮子的。原因似乎比較多：其一，習慣使然。蓄了數百年的辮子，某一天突然逼你剪掉，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無論是誰，都可能反對、或者至少是不習慣的。其二，恐懼。想當年滿清入關，為了不留辮子，大批的漢人為此丟了性命。為了教育這些文明的異族人，野蠻的清軍強令各地「留髮不留人」。——既然新生的政權未必能夠穩定下來，既然復辟未必就不是一件可能發生的事情，那麼，剪辮子本身極可能意味著將來要被「清算」，甚至是殺頭的。這一點，我們從魯迅的小說裡也可以看得到。
既然老百姓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那麼強迫他們剪辮子就是一件頗為值得斟酌的事情。那麼，革命黨是怎麼做的呢？
張鳴寫道：「就是用武力強迫，革命黨也要貫徹這種解放。在啟蒙期間，對於自由、平等、博愛也蠻在意的革命黨人，到了這種時候，卻紛紛熱衷強制，以強力剝奪農民保留辮子的自由。革命黨人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們是解放者……」
這一段文字，給人的感覺哭笑不得。近百年以後，當我偶然從網上看到、自己靜靜地思考所謂「多數人的暴政」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有一種叫做「解放者的暴力」的東西存在。——自以為正確，或者說長遠地看他們是正確的。這樣的一批人，手裡捏著所謂正確和真理，從事的卻是讓千家萬戶歎息甚至流淚的把戲。這些所謂的解放者，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手裡捏著社會進化論的鞭子，猛烈地打在別人的脊背上。他們心裡，除了志得意滿之外，還有的就是對底層的不屑一顧。他們眼裡的「他們」（貌似不開化者），是不值得一提的。我想知道的是，當時的「解放者」們，是否也有「怒其不爭」的怨氣？
或許有吧。
這樣，專制皇朝眼裡的蟻民，到了新時代，就成了冥頑不靈的愚民。當年那批願意拋頭顱、灑熱血為民請命的理想主義者，搖身一變，成了管理者和當權派。與原有的專制皇朝不同，新的政權大力鼓吹自由和博愛，卻仍然為了剪辮子的緣故，或者說為了所謂革命和理想，強逼著老百姓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他們的手段，和當年皇太極的做法，本質上沒有多少不同。只是，手段不至於如此殘酷罷了。
張鳴說，他們「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力」……
偶然回鄉，聽老人們講古。不太遙遠的一九五零年代，各地農村的農民都被組織「入社」。彷彿也曾發生過類似的場景。偶然有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和生產資料交給集體處置的，最後下場一般都不會太好。因為，這些人要被打入另冊。視為異端的。究其原因，無外乎不夠積極進取，不能領略革命者的「苦心」罷了。
讀吳日含的《朱元璋傳》，裡面雖然充斥著用「紅軍」取代「紅巾軍」一類的荒誕。但總體上來看，仍有讀一下的價值。吳日含說，早年的朱元璋參加起義軍，用的是明教的力量。但，大明王朝建立以後，朱元璋首先考慮鎮壓的，就是明教。因為這個時候，他自己已經完成了華麗的轉身，成了統治天下的帝王。這個時候，信奉鐵血政策的朱皇帝，就需要拋棄掉「彌勒佛轉世」一類的信仰。他必須讓億萬子民時刻相信，鐵與血的政策是有效的和必須的，鐵和血的政策必須是唯一的信仰。換言之，原本信奉明教的教徒必須改信暴力和王權。否則，就要殺頭。
清末民初的剪辮子，說到底多少也有些類似的味道吧。從強制剪辮子引發騷亂這件事上，新上台的革命者們，自身可能更需要自由、民主和博愛理想的洗滌。可惜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本身並沒有類似的觀念。有些人，如程德全等人，用竹竿從衙門的門樓子上挑下來幾塊瓦，就完成了從巡撫向都督的轉變。這些所謂的革命黨，玩起剪辮子的把戲來。手段，不會有什麼本質上的變化。尤其是，根據歷史經驗來看，冒充的所謂革命志士，一般會更極端。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完成了形式上的轉身，從舊的統治者變成了新的政治紅人。
由此說，辛亥革命的確是不徹底的革命。因為，民主和民權的觀念並沒有真正進入國人的腦海裡。大家看民國，彷彿也是一次華麗的轉身而已。
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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