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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當一個社會的腐敗程度非常嚴重時，世人便常用「貪腐遍地」、「無官不貪」等字詞來形容。這類概括性極強的詞句，常常被指責為以偏概全，沒有科學區分主流和支流。實際上，這類字詞，不在於嚴謹判斷，而在於發洩不滿情緒。哪一個社會都不能一概而論，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樣的封建王朝，因為執政者不同，治理貪污腐敗的措施有異，結果也便大不相同。
比如，雍正皇帝做一把手時，清朝實行「完贓減等條例」。也就是，貪污的犯官，如果在一年的時段裡補賠了所貪的款子，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等到乾隆執政，便廢除了這一條例，而代之以「完贓不准減等」。即使補足了貪污的金錢，該砍頭依舊砍頭。嘉慶即位，政策又有變化，完贓不僅可以減等發落，而且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只要在監獄裡呆一輩子就可以了。
然而，這種種差異，僅能造成貪腐程度不同，不能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化的擴張。歷史上，不管哪個朝代，反貪的路數基本是一樣的：狠抓思想道德，設置監察人員，青睞嚴刑峻法。這些招數，施用起來，是會起作用的，否則不會用了又用。不過，效果並沒有人們預想的那麼好，否則一些非常淺顯的道理，沒必要一代又一代重複，一年又一年的講述。
就說道德吧，中國講了幾千年，不僅位居九五的人重視，每個與烏紗帽沾邊的人都年年講，月月講；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講，行為齷齪，蠅營狗苟的人也講。順治帝執掌清朝大權的時候，曾對貪官之多的現狀大發感慨。大臣說，那些貪官沒有做官的時候，也知道不該做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見利忘義、利令智昏。順治說：這都是因平日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必然後果，如果認識明白，持守有定，就不會被金錢財物所誘惑。據說在場的大臣頻頻點頭。清朝講述為官之道一講就是三百來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被推翻。
高尚者或許以為，講且如此，不講更糟，因此需要更加起勁地講。品德低劣的人，也不反對大講特講，因為他們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在道德之光下販賣醜陋。在耀眼的光芒之下，思想道德一直受到令人痛心的挑戰和侮辱。清朝後期的幾樁大案，為道德的無奈和崩塌作了極好的註腳。
乾隆統治後期，貪官不僅數目多，而且官位高，贓款金額非常大。如山東巡撫國泰「婪索諸屬吏，數輒至千萬」、浙江巡撫王亶望，生活奢侈，大肆收受諸州縣饋賂。後來他在甘肅做布政使時的賑災案爆發，牽出甘肅官場集體腐敗大案，其中他一人就貪污白銀三百餘萬両。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事敗後，籍沒伍拉納家產時，得銀四十五萬多、如意一百餘柄；查抄浦霖家產時，得金七百、銀二十八萬，田舍價值六萬多。羅列這些案件，目的並非不承認乾隆朝的經濟發展，而是覺得好多事不可理解：那時朝廷依然崇尚思想道德，依然有各種監督，依然有刑律，然而貪腐卻日趨嚴重，日益普遍，癥結究竟在哪裡？更令人深思的是，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的陳輝祖，在奉旨查抄王亶望家貲時，將很多物品抽換抵兌，撈取錢財，中飽私囊。可謂反貪者也墮入貪污泥沼。
乾隆朝的文字獄已經使舉國臣民變得如同奴才，輿論不僅一律，發聲的時機也與皇朝的安排步調一致。也就是說，那時社會絕對是一種聲音，絕對安靜。在鐵桶一般的社會裡，官僚集團卻上演一齣又一齣腐敗大戲，難道僅僅是因為道德不堅定嗎？高官有那麼好的政治經濟條件，為什麼還不堅定？國泰系刑部官員出身，熟知國法，官至封疆大吏，俸祿也相當豐厚，但仍婪索不已，究竟是何種原因？提倡道德的乾隆皇帝，任命的大員卻乖戾刻薄，意氣凌人。山東巡撫國泰情性恣睢，對屬員任性吹求，輕喜易怒，藩司於易簡也要向他長跪回話；浙江巡撫福崧性情偏執，近於剛愎；兩廣總督富勒渾剛愎自用，暴戾乖張；閩浙總督伍拉納躁急苛刻。道德究竟為何物？
一個社會，存在亂象，不在於輿論不一律，不在於老百姓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是專制皇權使政治、經濟、文化變得畸形。皇權之下，官員僅僅滿足於自肥，視民眾如無物。
素常我們說，封建的皇權統治必然導致腐敗墮落。至於為什麼「必然」，人們懶得去說。
實際上，專制統治者不是皇帝一個人，而是整個官僚集團，社會上的規則都是權力集團制定的，只不過皇帝居於金字塔的最上層而已。在專制社會，一個鎮長就是一個土皇帝，社會有數不清的土皇帝，他們的話就是法律、道德、監督等等，只是他們掌中玩物，你說監督之類還能起什麼作用？專制皇權統治一方面努力禁錮人的聲音，一方面偷懶，不去開拓新思路謀求發展，而寧願拿出很大精力論述自己招數如何好，他人的思路怎樣要不得。
世上沒有貪官的社會永不會有，但大面積貪腐的景象卻可以避免。招數就是不要妄自尊大，裹足不前，而要不斷學習和創新，承認失誤，彌補疏漏。無論經濟發展多麼迅速，成果落入王亶望之流、國泰之輩腰包裡，國基哪裡會穩固？說白了，專制才是造成大面積貪腐的禍首，國泰們才是侵噬大清江山的蛀蟲。 （識貪．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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