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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舉行的香港亞洲電影節，內地導演韓傑憑借《哈囉，樹先生》獲亞洲新導演獎。該片被看成是導演的處女作《賴小子》（2006）的前傳。「都是立足於中國基層的人際關係。」作為賈樟柯《世界》、《三峽好人》和《無用》等作品的副導演兼同鄉，煤礦區、城市化進程、農村人口遷徙等，也是他不斷述說的主題。
影片先在內地影院上映，前5天只得票房200多萬，「和我預期差不多。」韓傑無奈的笑著說。兩部電影，跨越5年，「曾經受挫的經歷告訴我，拍電影這事不能急，應該積蓄力量慢慢走，每一步都要留下腳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小島
韓傑的電影之路的起點很高。《賴小子》獲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虎獎時，他才28歲，賈樟柯是他的投資人及監製。影片用非職業演員、用山西方言，建構的是在大人無暇也無力照管下，一群遊蕩在山西農村的少年四處宣洩的青春。有人比較他和賈樟柯，說他更加憤怒，戾氣重。
《哈囉，樹先生》是導演口中的「長大成人的賴小子們」：主人公是一名單身、無業，面臨村莊被整體搬遷，並常出現臆想症的中年男人（樹先生），他的童年玩伴有的成為當地靠賣農地上位的暴發戶，有的則進城開補習社，做了「城裡人」。憤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毫無出路的無助。
村莊搬遷引發的思考
韓傑的老家在山西呂梁，盛產煤礦。「一個村莊的變遷，很多是因為煤層的開採，這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煤礦開採的狀況，從80年代的小規模開採，到2000年後，因為政策的改變，變成集團化開採，令小煤礦慢慢消失。」導演說：「集團化開採通常是將整個村莊買下來，再深入挖掘，對村子的生態影響更嚴重。」他為此做過社會調查，在網絡論壇中發現不少因煤礦開採而被城市化的案例，有農民向媒體不斷投訴。「我記得網上有一個年輕小伙子要告一個大的煤礦集團，後者和當地政府有合約，聯合讓小鎮搬遷，但賠償部分出了問題。當時答應給他帶小院的平房，結果只給了他們單元房。」
而連續七八年來，韓傑也都不斷聽到來自老家正發生的搬遷的事件。「有的年輕人能力強，搬到城市，有車有房，混得還不錯。而留在村裡的只有老人和小孩，以及像樹先生這樣被人遺忘的中年人。」
電影取點不在他的老家山西，而是東北，人物們也改成說東北話，比起低調的山西方言，東北話更有娛樂性的象徵。「北方綿綿起伏的丘陵，很有詩意的感覺，而且東北村莊的形態和我的故事設定的場景很像，比如一座新城周圍蓋著一圈新樓盤，這是典型的城市化過程。」
但他也沒有否認在電影中添加的娛樂元素，職業演員是上院線的前提條件，東北話在媒體形象中積累成的戲虐效果，也是重要考量，「但這只是我的策略，不是妥協。現下中國電影市場環境的變化，要求我做一些調整去迎合局面。」
韓傑說自己是雜學出身，初中時代就是影迷，加上從小喜歡畫畫，走上拍電影的道路是注定的事情。「我蠢蠢欲動很多年，但家庭卻安排你學計算機，他們認為這是一門可靠的手藝，結果我走了一些彎路。」後來他考進北京師範大學藝術系讀影視製作，燃起了創作的渴求。
不向娛樂妥協
「我的兩部片都是主人公從農村出發到外地，再回來，這也是我的處境，也是我創作的母題，而且始終捨棄不下對煤礦的批判。」《哈囉，樹先生》有夢境、有幻覺，甚至還有占卜卦，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導演認為是人物和社會現實的需要，但也引起部分觀眾的非議，認為是故弄玄虛。這種態度顯然令他不快也不滿。「很多人說看不懂，這讓我比較失望。」他說，他本來希冀影片和當下城市裡白領階層做一個對話，「但這個對話沒有效。很多城市中產階級有一種心態，覺得他們在引領時代進步，懂時尚，有話語權，但當火熱的樹先生推出來後，他們又看不到你要表達甚麼，甚至還產生了反感情緒。」
「《賴小子》當時在農村放映時，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計劃《樹先生》下院線後再跑一趟三線城市，給農民放。」這也是一種無奈之舉，他承認這裡面有糾結心，他明白城市知識分子、有思考能力的中產，才是他電影希冀得到的觀眾。
他自己也經歷了迷茫和焦躁期。從第一部《賴小子》到近作，5年時間他只從事少量的商業拍攝，也做過藝術短片，嘗試和職業演員合作，對原創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行活做太多，思維方式也會被改寫。」2008年，他創作的一個有關城市家庭的倫理劇本審查沒有通過，對他打擊很大，
「現在很多電影其實都被利用了，娛樂越做越大，電影越來越小，電影本身的力量沒有了，只成為賺錢的工具。我並不是在否認娛樂，而是娛樂的背後還要有東西。最典型的是姜文後來的《太陽照常升起》和《讓子彈飛》。他說，前一次是上帝送給他的禮物，後一次是他送給觀眾的禮物。那句話是非常大的諷刺，就是說，當導演給你掏心窩時，觀眾會看不起。有人在《讓子彈飛》看到了反動意識，其實那只是電影的噱頭。用娛樂包裝，就能把觀眾幹掉。」
但形勢怎樣艱難都不能放棄，只是需要調整。他說他下部拍的商業片，包裝會再厚些，但還要引起大家的思考。「曾經受挫的經歷告訴我，拍電影這事不能急，應該積蓄力量慢慢走，每一步都要留下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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