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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因才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雙方共同發表聯合宣言，中美和解的門打開了。7年後，剛上台的卡特總統接受中國的「建交三原則」，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中美開啟了正式的雙邊往來。
整個冷戰後期，著眼於蘇聯這個共同的安全威脅，雙方關係一直比較穩固。在里根政府第一任內，兩國雖因台灣問題不時爭吵，不過華府還是將中國視為「友好的非盟國」，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在探討中美是否應建立一種「盟友」關係。但冷戰的結束，卻使中美關係的性質發生了巨變。
兩種思維的搖擺
一方面，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消失，「為阻止蘇聯在亞洲和其他地區擴張而結成心照不宣的聯盟，先由於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改變對外政策而遭到破壞，後來又由於東歐共產主義的垮台及隨之而來的蘇聯解體而被徹底摧毀」。另一方面，華盛頓對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和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憂心忡忡。與艾森豪政府時期對「紅色威脅」的恐懼形成對照，美國開始擴散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對華政策再次像50年代那樣，成為美國國內激烈辯論的焦點問題。「美國尚不能確定中國是美國的戰略夥伴，還是美國未來要對付的戰略對手」，因此，美國在「接觸」與「遏制」兩條路線間徘徊往復，猶豫不決。
「遏制論」認為，隨著資源和能力的增長，中國必然會成為一個挑戰美國支配地位的修正主義國家；而這一變化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國的利益，特別是其在亞洲的利益為代價的。美國必須採取遏制措施，防止或延緩中國有能力成功挑戰美國。而「接觸論」則認為，中國未必一定會挑戰美國的霸權，遏制中國，與其為敵，只會促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即使美國可以擊敗中國的挑戰，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
這種搖擺不定在老布什政府、克林頓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時期均有體現，奧巴馬政府在上任後兩年內對華政策的急劇轉變，更將這種心理表達得淋漓盡致。
合作謀取共贏
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在這篇題為《中國何去何從：從成員到責任》的專題演講中，佐利克強調了「接觸」的必要。他認為，今天的中國絕非上世紀40年代後期的蘇聯，尋求與中國的廣泛合作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也正是在這篇演講中，他明確指出：美國的未來對華政策，已不僅僅是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問題，而是要「促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stakeholder）」，以共同維護和加強現存的國際體系。
時隔五年多之後，佐利克的演講仍震耳欲聾。和那時相比，中國的崛起越發成為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但不少華盛頓精英人士無法像佐利克那樣，務實、平和地看待這一現象。2010年，中國對拉動世界經濟做出了近三分之一的貢獻，不僅帶動了周邊經濟群體的持續高速增長，還為穩定歐元區、刺激美國經濟復甦採取了積極措施。但恰在去年，中美在諸多領域卻陷入近年少有的相互對抗狀態。這顯示出，美國國內對華那種「沸騰的焦慮情緒」仍未平息，只不過，冷戰初期是源自對中國走向不確定的憂慮，而現在，則是對其突然展現的實力的恐懼。
中美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埠。40年前，雙邊關係改善的動力主要源自兩國對各自安全的關切。今天，安全問題在兩國議事日程當中的重要性大為降低，兩國考慮越來越多的是雙邊經濟、文化、社會事務及全球和區域問題，兩國合作的全球意義越來越彰顯。彼得森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G2」概念儘管誇大了中國的實力與地位，但它也反映出了兩國利益交合的複雜和全面合作的必要。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解決氣候變化，無論是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還是敦促朝鮮最終棄核，在國際體系面臨轉型的混亂時期，全球諸多事務的治理越來越難以缺少中美之間的共同聲音和身影。要做到兩國的有效合作，一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國際化，另一方面，華府內部也需要更深入的思維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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