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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許多個身份——編劇、導演、「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也從事建築設計、藝術教育和文化政策評論，他是香港藝術家胡恩威。早年，他在香港及倫敦修讀建築，學成歸來後，多年活躍於劇場空間，創作的舞台劇涵蓋文學、歷史、時政、建築、宗教等等。《路易簡的時代和生活》、《萬曆十五年》、《華嚴經》、以及崑劇《臨川四夢湯顯祖》，都出自他手。而在文字領域，他同樣多產，《香港風格》系列，讓我們感受到他的批判力，《香港的敵人是香港自己》則讓我們在他個人見解的引導下，對社會時事有了新的解讀方向。舞台空間以外的他，是優秀的評論人，一針見血指出香港「犬儒、反智、短視、投機、享樂至上」等負面問題。今次，便讓我們走近慣以拋磚引玉的形式為香港文化把脈的他，理解生活中的他，是如何看待文化這件與生命密不可分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胡恩威喜歡看美劇，但在日常生活中，對影視作品卻不挑剔。他說：「不可以偏食」，甚麼類型都要看，而香港普羅大眾恰恰最喜歡零食，很難均勻地接收各種類型的資訊。「如今的戲院已經少了許多，不像小時候那樣，在熒幕上看科幻片會感到興奮，反而會透過DVD等其他渠道欣賞電影。」UA、百老匯等大型連鎖式戲院的密集網絡，日漸吞併了會上映老電影、獨立電影的舊式戲院的發展空間。而主打商業片的連鎖院線，所提供的，則主要是量販式的主流商業片。放映類型與片目取向的「不均勻」，也導致消費者的口味失衡。「但在美國不是這樣。」胡恩威指出，「做商業片的人，也不會排斥藝術電影，各種類型都很均衡。」這種社會現象可以直接反映出流行文化的差異。
與家庭結構、社會包容度更為寬廣而關照現實的情況形成對照，香港這個往往被冠以「現實」的社會，在創作層面卻恰恰頗為脫離現實。胡恩威認為，創作人和投資人普遍不具備更高遠的視野，因而人們對「娛樂」的定義便很窄，其負面影響是直接拉低整個社會的文化水準。他毫不諱言：「香港人愈來愈蠢，愈來愈短視。」所以，文學這樣的領域更顯得曲高和寡。「有人在創作，大眾卻不了解。」譬如，愈來愈少人讀詩、談文學。某程度而言，也許這個社會對「理想」的態度有所保留，也許這個社會早已不需要詩人。但理想主義者勢必會為這樣的現狀而憂思，正如胡恩威一樣。
High Culture的缺失
寫書的人，讀著怎樣的書？「近幾年已經很少讀翻譯書，主要都在讀英文書，最近很喜歡讀西方的傳記。」胡恩威認為英語世界中有系統地為人寫傳記的作者大都具有很高的素質，這在中文書寫者中比較罕見。「像一些資深記者，有歷史訓練的作者，他們會付出大量的時間去研究收集，而不只是做主觀評論。」所以閱讀這些作品，對本身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而言，能夠吸收更好的歷史觀。
迄今為止，他出版了多本文集，而生活中偏愛讀的，卻是有份量的「非專欄式作品」，像是余華的經典作品《兄弟》、《活著》。與所有成長於八十年代的文化人一樣，他所接受的文學教育也是由朱自清、胡適、徐志摩等名家開始，而如今的香港人，卻很少能靜下心去閱讀這些作品。他認為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缺陷導致閱讀市場浮躁，國外的文學種類分得很細，整個閱讀體系也更成熟，但香港則很「極端化」，「文字文盲」的現象應時而生。「中小學教育愈來愈不重視古典名篇，學生不認識徐志摩都不足稱奇。」
為文化把脈，便要結合歷史與現實進行檢視。胡氏指出，過去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動盪，對文化的最大傷害便是High Culture始終無法真正建立，這不單只是香港的問題。「整個中國的上層階級，士大夫、文人的修養都不足夠。在西方文化進駐後，更會出現高低不分的情況。」他最近很關注內地爆紅的韓寒方舟子之戰，因而也有感而發於知識分子在「擁有知識」的表象下，欠缺底蘊。「就像韓寒，他有洞察力，但他的氣魄夠嗎？」而整個文化環境恰恰呈現出極端的病態局面——個人可以造成極大的聲勢，卻欠缺相互影響的能力，所以便缺乏健康生態。「這場將學術和創作混為一談的論戰背後，也可以看出內地存在許多問題，中國的學術圈，更像是江湖。」那麼，香港本地呢？他笑言，港人對這些涉及文化創作的問題，更加不關心。
胡恩威相信，一個國家的文學、文化態勢，能夠反映其背後的思想，但眼下整個文字行業、整個民族的思想都只是盲目追逐流行——流行甚麼，大家就去關注甚麼，因而也才更希望文化從業者在政府決策、建立智庫等一系列問題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自己嚴謹的主張去為輿論環境做出一點貢獻。
香港恐懼文化
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相比起公眾都具有對文化的辨識力的台灣，缺少的正是對文化傳承的遠見。「所以沙漠難以變成叢林。」按照胡氏的見解，即使六十年代有過短暫的哲學復興階段，香港的問題仍是儘管有足夠的自由，卻欠缺沉澱及昇華，文化教育也難以真正實現對人的培養。走遍許多國家的他，切身感受到：「譬如德國，普通人都對哲學有所認識，文化的普及是平民化的，文學、音樂這些都是人們觸手可及的事物。又像是日本，重視藝術，而這些在香港，都很不足。」
所以他最新的著作《香港文化深層結構》，更像是對孫隆基教授《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出的一種港式觀照。「懂得分析問題出在哪裡，才能提升與改進。」文化是意識的問題，也是社會風氣的問題，因而文化人承擔的責任才更難實踐。香港是做任何事都追求表面效果的城市，所以落實在生活內部的文化修養不被重視。
而對他一貫持敏銳批判態度的傳媒業，他自然更有話要說。「記者也是作者，但新聞生態的不健康，導致記者的地位在香港很低，甚至很多人轉行。所以人們一想到香港記者，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印象便是娛記。好像傳媒是個沒有深度的職業。」但實際上，大眾傳播的單一化，並不能歸咎於從業者，更是整個環境的弊端所導致的。「外國知名的媒體，可能要用三日寫一篇深度報道，但在香港，卻要即時出。」而且版位又小，許多值得長篇書寫的題材，在報紙雜誌上，只能佔用小小的版位。一切都太急、太缺少層次，其實整個香港，從來都在這樣的困局中打轉——城市規劃、民間保育等所有需要沉澱的領域，只會「見新見快」，而不見緩慢的、扎實的醞釀與積累。
因而他選擇寫作，選擇將自己想表達的想法，用相對「慢」而「精」的方式，進行表述。只是希望為文化，做些該做的事，盡所能盡的力。
或許因為有批判力，他才敢於直接指出香港的問題，又或許因為思考得深入，所以他才能說出別人從未說過的話：「其實香港在潛意識中是恐懼文化的。」看似有許多聲音、百花齊放的香港，實際上有許多既得利益者，恐懼文化的強大作用力和尖銳洞察力。人們恐懼文化，是因為不願被文化這面鏡子映照出自己的膚淺。
但即使如此，文化人仍舊要身體力行，持續不斷地努力激發公眾思考，惟有如此，才不愧對「文化」行業的發展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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