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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哲學博士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繼與香港銀行界及「五大商會」會面後，候任特首梁振英會見專業界別人士，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期望梁振英和新一屆政府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由不同專業界別人士提出各自的訴求，協助專業界解決內地執業困難。同時，期望梁振英未來在整體施政上力求政策照顧平衡，創造有利於中產專業人士生存和發展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而一個由中產階級佔多數的社會，一般總是相對穩定又保持進取精神的社會。
梁振英與專業界別代表，包括香港律師會、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醫學會、工程師學會、會計師公會等共11個專業團體代表會面，當中包括梁振英參選行政長官時的競選辦副主任、專業聯盟副主席劉炳章。事實上，專業聯盟的發起人和主席正是梁振英本人。梁振英在會上主要聽取了各團體有關香港業界在內地發展遇上的困難，表示會盡力協助業界解決困難，例如將業界在CEPA 落實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待他上京接受任命時向中央反映，協助業界進軍內地市場。梁振英將於今日上京接受任命，業界期待他將帶來好消息。
內地專業服務市場「大門開小門未開」
李克強副總理去年訪港提出「挺港36招」，大幅提升內地對香港服務業及貿易開放，加上CEPA補充協議八簽署，香港服務業北上將掀起新一輪高潮，目前本港專業團體對更好地利用CEPA已有緊迫感，並且積極投入利用CEPA推動營商的行動中。但是，本港不少中產專業人士仍然面對內地市場實際仍存在「大門開，小門未開」的情況，使他們在內地拓展業務時面對一定困難，包括：本港中產專業人士於內地的註冊、開業、執業手續上仍遇上不少困難及限制，國家稅務總局訂下的法規在不同城市會有不同的詮釋，內地某些城市的公司註冊和資質評定的門檻十分嚴格，兩地的專業資格互認進展欠理想，等等。這些因素，給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執業帶來法律上、經營上的障礙和風險。
香港專業人士在內地發展遇上的困難原因複雜。首先，香港與內地專業服務在制度和專業操守方面的差異很大。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內地專業服務開放得最遲，到現在內地很多專業仍未脫軌改制，很多專業部門仍然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內地要發展專業服務，就要將技術、制度和職業道德水平三者結合起來。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鏡。其次，是保護主義的問題。中央政府下達政策，地方政府執行，但往往由於保護主義，地方政府對CEPA條文會有不同闡釋。加上內地專業人士與有關政府部門關係密切，對香港專業人士在競爭上造成不少障礙。
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
推動和鼓勵香港專業服務人才積極參與內地發展，豐富和提高國家整體專業服務提供者的數目和質量，這既是國家的需要，也是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不可或缺的進程，能夠在多個領域加快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強化香港專業服務的優勢和功能。梁振英協助業界進軍內地，需要在促進內地專業脫軌改制的同時，也促進地方政府放棄保護主義，這對梁振英是很大的挑戰。可行的辦法，是從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和困難入手，由不同專業界別人士提出各自的訴求，好讓梁振英設法幫助解決困難。據悉，梁振英已要求專業聯盟提交訴求的報告，以便他向中央反映，他亦會按實際情況，在未來12個月滿足有關訴求。
例如，律師會前會長、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主席王桂壎透露，法律界希望與內地律師以合夥式聯營內地辦事處，第一步是在前海實行，而未來會在珠三角作先行先試，並容許香港事務所聘用內地律師；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表示，雖然CEPA 有利香港醫生回內地執業，但仍存在「小門未開」的問題，建議香港和內地設立統籌部門，確保政策切實執行。 諸如此類具體訴求，由梁振英向中央反映，可望逐步得到解決。
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
梁振英會見專業界別人士，帶出中產專業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訊息。香港中產人士對社會付出的多，取回少。香港的中產階級是香港的稅基或納稅主體。香港37%的交稅人口中，大部分為中產階級。全港360萬勞動人口中，收入最高的50萬人，繳付的薪俸稅佔政府薪俸稅總收入的近九成。拍賣土地的收入是香港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高地價導致高樓價，最終由中產階級購買和承受。中產階級成為政府庫房賣地收入的間接提供者。
香港中產階級是介於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緩衝層，當它成為社會主體時，社會高層與低層之間的衝突就會受到阻止，社會矛盾就會大大緩和，這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原因。只有維持一個穩定和充滿自信的中產階層，香港經濟才會暢旺，就業職位才可能大量增加，市民收入才有希望上升，香港的安定、繁榮與和諧才有保證。
梁振英在上任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將擘劃新政府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梁振英通過與專業界別代表會面接觸討論，不僅有助全面構思首份施政報告，而且有助於下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利益和訴求，協調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力求政策照顧平衡，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中產階級進一步興起，這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和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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