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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 觀塘區議員
最低工資委員會近日推出最低工資水平的相關諮詢文件，列出當最低工資改變為每小時29元至35元對勞工市場的影響。
的確，當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推出後，香港勞工的工資中位數是有所改善的，基層勞工的生活亦因最低工資的設立而有了最基本生活保障，失業率亦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
但這些數據是因為首個最低工資立法而引致的，抑或是因為香港經濟狀況良好，令勞工的工資上升，亦拉近了市場工資與最低工資間的差距，所以沒有出現大批的失業情況呢？到目前為止，仍沒有研究指出是何種原因。
雖然如此，最低工資實際上已影響了香港市民。首先，本港很多的業主立案法團因最低工資的出現及其帶來的不穩定性，財政政策轉趨保守，亦有不少法團因而提高了管理費。當然業主的管理費支出增加，但換來基層勞工的收入更有保障，是當時最低工資立法時所預見的。
其次，市場上有不少的保安及清潔公司將合約期縮短，或引入與最低工資相關的條款。這令中小企的前景更見困難，這亦是設立最低工資時預期的副作用。
第三，勞工市場因最低工資的立法影響下，拉近了清潔保安與其他行業薪酬的差距，令清潔保安等行業的供給越見緊張。此情況下，一些較為偏遠的屋苑便難以以同一薪酬(最低工資水平)去聘請勞工，令這些屋邨屋苑的保安清潔每況愈下。
第四，通脹被進一步推高。最低工資的落實，令基層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亦自然會跟隨有所增加。加上，企業亦將最低工資令生產成本上升的某部分轉嫁予消費者。在飲食業及管理費的收費上升是這方面最為明顯的例子，亦因此這些行業最受最低工資條例的影響。
最低工資設立是為了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香港亦要為此付上代價，例如失了某部分市場調節的靈活性等。若最低工資調得太高，香港的勞工市場便會處處受制。
香港是需要理性的討論及判斷，口號式的要求政府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是華麗漂亮的，是得到別人的掌聲的。但掌聲的背後，香港整體社會是需要付上成本的。一旦面對經濟不景氣，勞工市場亦處處受到限制，香港社會將會失去一個自我調節的功能。我們不能因一時經濟的好景，而去盲目脫離設立最低工資的政策目標。
筆者希望最低工資委員會可以設立一個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機制，每年按機制或方程式內的數據改變，去調整最低工資的水平。香港社會需要客觀理性，設立機制及方程式，可免去香港社會的內耗和討價還價的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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