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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D尚乘財富策劃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慶璘
上周說到貨幣政策不過是經濟結構轉型的催化劑，如中國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大前提是必須在維持一定程度的就業率和生產總值，利用內需增長取代外銷市場。可是，如果要達到國民均富，避免放大社會矛盾，就必須先促進社會均衡。這國策當中的機遇很大，包括社保、醫改、保障房、集中加快三四線城市發展等，並同時刺激創新科技產業，加速海外併購和稅改。
筆者想先談稅改這個大命題。中國「萬稅」是人所共知的，但稅收背後卻有三重意義。首先是像美國一樣，稅基能突顯在財富上的重新分配。富人交重稅，低收入人士免稅，貧窮線下人士享有社會福利。可惜社保卻不像美國一樣完善，漏洞很多，並且支付額大但投資回報率低。再者國內投資項目風險高，有長線發展潛質的產業不多，而投資國外資產不但政治敏感，而且不論在海內外均遇到很大阻力。美國社保的成分包括國債、州郡債、市政債及企業優先債等。相對地，中國債券市場的規模較細，流通量低，省市的財政不透明，又缺乏優質的企業債。如要發展債市，中國證券業及債券中介商必然有很多發展空間，而信評業、會計業、法律諮詢等亦均可作出長遠發展。
省市財政協同 改善經濟民生
其次是像歐盟，稅基可突顯財政的管轄權。中國省市之間的財政獨立，但缺乏財政互補機制。萬一省市出現財困，無論融資成本和集資都會變得相當因難。財政管轄權直接影響地區之間的經濟和民生的協同，而財政協同又須視乎區域經濟(如西部大開發)能否持續發展。財政協同為省市帶來醫療體系聯網、互聯網醫療服務等機遇；同時亦可增加人口流動性，有利貨幣的流通。
稅改的最後原因是控制貨幣的需求面。這理念來自奧地利經濟學派，強調稅制改革必須與貨幣增長互相協調，從而更有效地平衡國民收入、信貸需求和通貨膨脹。如現時中國每單位稅收率比美國低十幾倍，除官方稅收外，中國各省各縣均有不同程度的隱性稅收。稅收越多，問題越變得複雜，不單令通脹難以控制，人民對貨幣的需求也會過度熱切，放大了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可支配收入增加刺激內需
事實上，改革稅基對中國經濟的加速增長及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第一，可降低通脹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敏感度；第二，社會整體可減低淨虧(dead loss)；最後，由於除稅後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將刺激消費需求，有利內需增長。如上所述，醫改、社保、西部發展等都是細分項目，最大的改革應來自匯改、稅改和政改。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一切均需要以平穩為核心，穩中求變，一急即亂。中國經濟好比一架汽車，以匯改為催化劑，以稅改為變速器，以政改為發動機，組裝一部真正的超級跑車。（中國經濟新紀元面對的問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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