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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D尚乘財富策劃董事兼行政總裁 曾慶璘
今年人大會議開幕時，溫家寶總理宣布，2012年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全球商品價格應聲下跌。這不單是中國經濟從統計數據上顯示減速的問題，而是政策方針容許，甚至主導其減速。在全球經濟在掙扎著復甦之際，以及中國政策主導下，目標增長率大幅降低，自然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溫總想傳達的更是一種政策姿態多於實質措施。正如他解說，降低目標增長率是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出口導向改為內需主導，從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改為民間創新和提高回報率)，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固定資產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這種模式的增長率顯然太高，但投資回報率偏低，近年來這兩個比率之差距更有擴大跡象。要解決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資，也不在於中國的吸收能力能否像過去十年般適應快速的投資增長，而是要在每單位投資增長率上增加其回報率，以及增長長期能持續。
最近的高鐵規劃項目就是以上差距問題的寫照。於2003年在中國上馬的第一個重點項目放眼於高鐵，加上金融危機時出台的四萬億元人民幣刺激措施的關鍵部分，高鐵基建投資可謂一日千里。直到2010年底，中國運營鐵路超過8000公里，另有17000公里正在興建，而西方國家花了半個世紀才建造了6500公里鐵路。
從已發展國家的經驗，鐵路項目本身的回報率甚低且維修成本高昂。若投資項目超過一個國家所能吸收的投資增長，反而會快速惡化投資的效益，進而危害長期增長前景。試想像十年後鐵路老化維修，人口紅利比今天更少，人工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社會沉沒成本難以想像。
重要挑戰是投資結構調整
中國的投資率必須下降到一個可持續水平，與此同時，另一個重要的挑戰是調整投資結構。多年來，房地產開發在中國的投資中佔GDP比重10%和總投資額25%，而更多的資源應該被配置到建設人力資本、提供公共品和促進創造力和創新的項目中。可是，調整投資結構將不可避免地引起投資增長放緩，至少在過渡期內如此，因而會拉低總體GDP的增長率。
何況歐洲和美國的經濟低迷立刻會對出口需求形成衝擊，勞動成本增加和人民幣升值也將不利於中國出口部分。毫無疑問，中國需要較慢但更好的增長。為了補償由此對GDP增長不利的衝擊，在出口增長仍受全球需求萎靡約束的情況下，消費必須出現迅速增加，而這一點很難實現。
儘管速度有所放緩，投資驅動模式的回報率將隨著體制改革而進一步提高。如何實現增長率放緩而不導致硬着陸是中國政府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中國領導人不可能不惜風險地「加速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就算中央政府確實如此，相信GDP增長數字的地方政府仍有可能勉力追求盡可能高的增長率。這就是為何大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在官方目標大幅下調的情況下仍預測2012年的增長率將遠高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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