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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一個有關性別與社會變化的現象，就是女性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在轉變，以前女性比較多當家庭主婦，但隨著男女就學的機會均等，女性無論在學歷、就業、收入和社會角色也不斷提高，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女性進入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大。以前能進大學的大多數是男生，現在女生已佔大學人數幾近六成，在一些比較著重語文能力的專業裡，女生更是在人數上佔優。一個隨之而來的影響，就體現在女性的擇偶方面，一般人的感覺是，香港女性的擇偶條件亦比以前挑剔，而最近統計處發表的資料亦印證了這個觀點。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現時香港男女的初婚年歲都有所延長，和三十年前比較，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二十七歲增加至卅一點二歲；而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亦由二十三點九歲增加至廿八點九歲，可見在香港遲婚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從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個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時能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已越來越多，公立大學提供的入學率已是百分之十九，再加上負笈海外和接受其他大專教育的機會，形成年輕人初進職場的年歲也比以前高。不過這個說法只針對教育過程的時間，在統計處的數據上，男性初婚年歲上升了四點二歲，女性初婚年歲上升了五歲，若果剔除三年作為大學教育年期，香港男女其實是有晚婚的趨勢，而且在女性方面更為明顯。
一個接著晚婚現象的情況是，女性的生育年齡也往後推。統計處的數字顯示，香港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齡中位數，在三十年間已上升了近五年，達到三十歲。而且女性在職場亦有其獨當一面的機會，再加上一胎化的流行，香港出生率、人口老化面對重大的挑戰。
那麼香港應該何去何從？從女性的能力上看，香港將來在傳統的商貿會有更重要的角色，因為女性在大學時的主修專業往往是和商貿有關。而正如上文所說，女性就業和職場發展會導致晚婚和出生率下降，在這方面我們其實是束手無策。表面上當然我們可以鼓勵女性多生育，但在香港的獨特環境下，要女性多生育並不可行，所以我們不應對本地的自然人口增長抱有太大的期望，反而是應要實行一套真實可行的人口政策。
在這方面，筆者建議多招外地本科學生，而且提供全額獎學金予有能力之士，條件是他們畢業之後要留港工作若干年數。以前不是沒有類似的提議，但都受到不少非議，例如用香港資源幫助外人，或是和本地學生競爭資源等。可是這些保護主義的訴求，其實只是討好大眾，對香港並沒有實質的幫助。一個不可不明白的現實是，即使沒有外來學生，本地的教育資源還是只會給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外來學生並不是搶去本地資源，反而是提供生力軍予香港的發展。
而且在女性學歷日高的香港，女性尋找心儀對象的難度日高，若果多了海外精英來港就業工作，本地女性的擇偶空間也會擴闊了，對香港而言，也是一個人口政策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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