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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君武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以刀鏤板，是古代版畫的基本方式。版畫，顧名思義，亦即是通過繪畫、雕刻及印製而完成的繪畫作品。當中，桃花塢的木刻年畫，因曾集中在蘇州城內桃花塢一帶生產而得名。蘇州版畫院院長、蘇州桃花塢年畫博物館館長凌君武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介了蘇州版畫的歷史及其廣泛深遠的影響。
始於門神的年畫
談蘇州的版畫，需由辭舊迎新、驅邪逐鬼的年畫說起。年畫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藝術品之一，大多數地方都有新年時張貼新年畫的習俗，因每年更換，故稱「年畫 」。相傳此傳統早於漢代時開始。王充於《論衡．訂鬼》引《山海經》謂：「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神荼、鬱壘為最早的門神，春節時，家家戶戶均會於大門兩側貼他們的畫像來驅鬼避邪。然到了唐代，因有太宗怕龍王的鬼魂尋仇而派秦叔寶和尉遲敬德守衛於門外一說，門神的位置便被秦叔寶和尉遲敬德所取代。事實上，每個時代的門神均有不同的形象，比方說，唐朝時的鍾馗亦為家喻戶曉的門神。
雖然年畫在宋代已經具有了雛形的規模，但它的真正形成則在明代。隨著不斷的發展，傳統年畫的題材在後期已擴展得非常廣泛，而且均蘊涵深意；因主要來自民間，所以亦具有強烈的民間美術特色和濃厚的鄉土氣息。年畫的出產地，一向分成兩大中心：北方是在天津楊柳青和山東濰坊縣的寒亭；南方是在蘇州桃花塢和廣東的佛山。不同地方的產量和製作，都各有明朗的風格。
桃花塢木刻年畫與唐伯虎
當中，位處江蘇省蘇州的桃花塢年畫，始於明代，盛於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其繪畫風格影響了上海、蘇杭、揚州等多個地區。桃花塢年畫雕刻細膩，做工精美，多以戲曲、古典小說和本地生活習俗為主要題材；色彩上喜用蘇木紅、槐黃等植物色，在感覺柔和典雅的同時，亦達到有對比鮮明的效果。而在清代晚期，桃花塢年畫在技法上，吸收了西洋畫的明暗結構和透視畫法，更見寫實。
凌君武指出，桃花塢木刻年畫的源起，與明代著名才子唐伯虎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唐伯虎生於姑蘇閶門一帶，亦正是《紅樓夢》中曹雪芹所寫的「紅塵中一二等富貴之地」。出生於小康之家的唐伯虎，仕途卻十分坎坷。他廿四歲時更遭逢大變，父親、妻子都在年底去世，隔年年初母親、妹妹又相繼撒手人寰。一下子痛失四位親人，唐伯虎在三年守喪後認真讀書，高中舉人後卻又在會試中遭人誣告作弊，受了一年的牢獄之災後，輾轉當過江西南昌寧王朱宸濠的幕僚後，最終隱居蘇州桃花塢，以賣畫為生。
蘇州版畫與日本浮世繪的淵源
雖然在官場失意，唐伯虎憑著其優秀的畫作及詩作，在文壇上的名聲倒是不小。適逢明朝時江南的民風特盛，他的畫深受蘇州文人以至百姓歡迎。當時便有很多製作年畫的工匠以唐伯虎的畫作為自己畫稿的範本，刻版後並大量印製。此情況一直延續至清乾隆年間，仍有大量人冒唐伯虎之名繪畫及印製各種體裁的桃花塢年畫。
最後，凌君武指出，明清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傳至日本後，對日本浮世繪版畫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明朝時，海外貿易已經開始，日本商人和藝術家已常常遠道來蘇州，並用重金購買當時盛極一時的「吳門畫派」（沈周、文徵明、仇英等人）的作品和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到了明末清初，對日本的運輸貿易漸漸發展至以蘇州為基地。據清初的《宦遊筆記》記載：「南濠在蘇城閶門外，為水陸要衝，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集於此」。日本商人和畫家在蘇州對精美的桃花塢木版年畫由是有了更多的接觸與了解，並會從中大量搜集、購買和收藏。收藏者中有東京的小村莊兒、板倉子三、京都的禿氏諸祥、 大阪的岡田伊三次郎等等。
在日本，當浮世繪版畫還沒有形成的時候，風俗畫已在十六世紀末逐漸廣泛流行起來。但由於是供求關係上的矛盾，日本出版商和畫家開始尋找一種用木版印刷彩色圖畫的方法來滿足市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蘇州版畫的傳入因此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浮世繪」中的「浮世」是現世的意思，其繪畫題材大都是民間風俗，畫風樸實，與桃花塢年畫相似。而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東方特有的繪畫藝術形式和特點是注重畫面的結構，把握點、線、面的整體感和平面感，不重透視規則，不受外光所形成的明暗關係的影響，這種繪畫特性，更在日本浮世繪藝術中有充分的體現。
由於日本處於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前站，使得首先到達日本的荷蘭商人可以把搜集到的浮世繪作品帶到西方傳播開來，直接影響了西方印象派以至「立體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布拉克和畢卡索的藝術理論基礎。凌君武認為，我們在繼承了桃花塢木版年畫歷史悠久的傳統，並以之為自豪的同時，也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古老的傳統文化應該如何得到更好的繼承、發揚與推陳出新，使它以更為嶄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文化藝術之林當中？(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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