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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早前表達中央「三個堅定不移」的立場，上周繼續成為輿論焦點。各界人士和輿論認為，中央在香港實行普選的態度一直是堅定不移、積極和真誠的。但是，反對派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激進勢力在反對派中抬頭，進佔了主流地位，溫和反對派站不穩，現在更可謂「見光死」，「一出嚟就會畀人打死」，看不出有溫和反對派走出來理性討論的可能性。不少社會人士坦言對今次政改十分悲觀，但還是希望反對派能夠以理性妥協的態度討論特首普選，若反對派堅持對抗不妥協，必須承擔政改一拍兩散的責任。
喬曉陽表示，中央在2017年落實普選的立場堅定不移，各界人士和輿論對此高度認同。輿論指出，《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提到普選，香港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關於雙普選的規定，是中央將普選這最終目標加進去的，這個承諾超越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許多社會人士指出，全國人大2007年12月29日關於「雙普選」的時間表，明確規定了未來實行普選前所必須經過的五個步驟，即港人耳熟能詳的「五部曲」，這是必須遵從的法定程序，這項規定正正體現了中央對港人的信任，尊重港人的共識，照顧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只要走好這五步，普選目標就可實現。
「兩個前提」並不是新條件
喬曉陽指出，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有兩個前提，一是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二是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兩個前提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改諮詢。喬曉陽這樣講，絕不意味著中央不主張開展政改諮詢。社會人士指出，「兩個前提」並不是新的條件，特區行政長官不與中央政府對抗並且愛國愛港，是「必然之事」也是常識(common sense)，而行政長官必須與中央溝通是「唔講都明，係人都知」的淺顯道理，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上仍存在「爭拗」。
反對派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動輒以人權公約與國際標準來否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有關特首普選的規定，企圖迫使中央接受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特首人選。輿論質疑：「如果選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如何管治香港？」許多社會人士強調，香港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普選問題上，香港的特首由選舉產生，但最後還需要中央任命，不可能全部跟隨所謂國際標準。
基本法規定就是中央底線
反對派聲稱，「特首必須要愛國愛港」是新增的要求，「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新提法。但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任命，須對中央負責。對抗中央者不能當特首，本身就是基本法的要求和不可逾越的底線。社會人士認為，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才是真正的「災難」，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將喪失殆盡，投資者將紛紛撤離，屆時失業飆升，樓股急瀉，港人生計堪虞。
對於反對派近來積極鼓吹「佔領中環」行動，更用「愛與和平」包裝違法行動誘使巿民加入。輿論指出，目前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佔中」行動屆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對社會十分不利，發生這些情況絕非香港之福，相信一般巿民都不想看到。
激進勢力正在反對派內抬頭
社會人士亦指，2010年時，反對派包括民主黨一部分人，願意理性與中聯辦討論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本來是個好開始，但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民主黨、民協遭到反對派激進勢力大加施壓，他們為保住在反對派內的地位，怕不夠激沒有巿場，唯有從談判桌往後退，現在已經沒有人敢理性看待中央政府，敢與中央政府理性討論、對話。
社會人士進一步分析，原來激進的以及後來激進的反對派，自知他們不可能威逼中央在底線退讓，於是完全無意理性達成特首普選，只想鬧事攪亂本港，引起國際社會注意，撈取更多政治資本，這種「只求手段，不求目的」將成為本港隱憂：「如果在中環攪亂成功『博拉』，使用武力來拘捕他們，這是新聞。不拘捕他，（中環）癱瘓了，這也是新聞。他進退也有好處。」有人預言本港可能陷入黑暗時期，唯有寄望「大亂之後必有大治」。
「佔領中環」是與港人生計為敵
也有輿論認為，反對派「佔領中環」圖撈取更多政治資本，完全打錯算盤。反對派「佔領中環」行動屆時可能會失控，癱瘓中環甚至觸發衝突，等於癱瘓香港經濟命脈，是與港人生計為敵。若反對派冒天下之大不韙，等於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輿論認為，如果反對派不承認中央的底線，與中央就沒有妥協餘地了。但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是妥協的制度。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妥協的成本很高，會受到選民和道德的雙重制裁。如果反對派拋棄妥協堅持「佔領中環」，香港社會和經濟固然會付出很高成本，但反對派也會受到法律和選民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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