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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佔領中環」運動首場商討日昨日在港大舉行，邀請600多人出席，包括獲邀的反對派人士以及100名抽樣邀請的市民。輿論批評，商討日自稱借鏡外國學者的理論，但具體實行卻是「掛羊頭賣狗肉」，參加者基本上為反對派及支持「佔中」人士，令商討日為反對派的「一言堂」和「私人派對」。輿論指商討日本身沒有實質性意義，只是為「佔中」披上學術的外衣，以「民主」外衣包裹違法對抗的行為。輿論並列出社會上對商討日的各種質疑，包括何以不邀請反「佔中」人士；經費錢從何來；為什麼不先討論是否實行「佔中」，是否早有預設立場，等等。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必須回應社會的質疑。
商討日淪為「一言堂」
商討日邀請600名參加者出席，但當中有500人卻是「預先邀請的運動支持者」，當中包括反對派政黨人士、議員、地區人士，也包括一些社運團體代表，而他們都是「佔中」運動的支持者。輿論質疑，六分之五的參加者都來自同一個陣營，得出來的結論自然是高度統一，將失去了原本商討日兼聽不同意見的原意。《星島日報》的評論文章就指出，「由一群擁有相同理念的人士進行商討，根本不可能促成一個真正全面的討論，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指，公民必須能夠聆聽不同的聲音，真正的民主才能存活下去；而本地版『商討日』原本便將持相反意見者排除在外，參加者只能通過互相肯定而加深偏見，持相反意見者亦沒有機會與佔中支持者交換意見，從而豐富整個討論，如此一來，便違反了協商性民主的精神」。
輿論亦指出，商討日的理念源於兩位美國學者，惟當中的關鍵是必要達致全民參與及凝聚社會共識，但現時的商討日安排卻只有一種聲音，根本無助凝聚社會共識，與學術上的商討日差距甚遠，戴耀廷明顯有偷換概念之嫌。《信報》的評論文章也指出，「戴耀廷教授說我們沒有條件，所以也就不能搞英國式的『商討日』。這個說法可以大條道理，也可以一句打成『比喻不倫的謬論』……如果要搞美國式的『商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應效法到底，不應改頭換面地盜用人家的學術概念，以遷就一己的政治方便；這不單是學術上的不忠誠，政治上也不能說是忠誠的。政治歸政治，民意歸民意，但最擅長把兩者的功能移花接木、交替使用的民調專家鍾庭耀一旦參加『佔中』運動的策劃，也就注定民調再次為政治所利用，民意也就不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預設的結果。」
以「民主」外衣包裹違法的劣行
戴耀廷在商討日上表示希望能夠凝聚社會對「佔中」的共識，並且商議一個政改方案。但輿論批評，在戴耀廷等人鼓吹並推動的「佔領中環」方向及目標已經非常明確的情況下，商討日本身已經沒有實質意義，它不可能—主辦者也決不會允許—出現與這一方向和目標相背離的結果。作用只能有兩個，一是為「佔領中環」集聚負能量，二是以「民主」外衣包裹對抗、違法的劣行。正如早前推出所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一樣，只是偽裝，只是欺騙，不斷為「佔領中環」披上華麗外衣。有評論更指出，戴耀廷只是掛商討之名，由反對派支持者為基礎，以內部討論為形式，另立一套政改模式的對抗性政治行動。商討日並非要商討不同的意見，而是為事先張揚的「佔領中環」造勢，將反社會的激烈行為偽裝成民主協商。
作賊心虛 拒絕回應質疑
社會各界對於商討日存在不少質疑，輿論亦羅列出不少質疑要求戴耀廷等回應。《星島日報》評論文章就指質問：「為甚麼不就『佔中』的利弊進行商討，而直接討論『佔中』的落實細節？既然戴教授一直指『佔中』是一場公民教育，旨在提升香港的民主質素，並強調商討日是最佳的民主決策模式，那為甚麼不就『佔中』的對錯及利弊進行商討，而直接假設整個運動合情合理、合法合憲，選擇以傳道般的方式直接向市民大眾作出游說？」
輿論亦指出，主辦單位為每位經抽樣出席商討日人士提供100元的車馬費，100人就要花費一萬元，加上租場費、網繕費以及各種雜費，一日的會議就要花20多萬元，並非小數目，但社會卻鮮有見到「佔中」行動公開募捐，究竟「佔中」龐大的經費，到底是來自反對派政黨捐款、個別人士捐款，抑或是外國勢力或其轄下的基金會捐款？作為一個大型的社會行動，發起人有責任向參加者及全港市民交待捐款來源。
香港研究協會最新的民調就顯示，60%受訪市民表示反對「佔中」行動，更有87%受訪市民表明不會參加「佔中」。而多個民調都顯示，七成市民明確反對「佔中」。輿論質疑，既然民意對「佔中」如此一面倒，商討日的首要議題，應該先問最核心的問題，是否應該舉辦「佔中」？是否應該違反主流民意堅持「佔中」？這是首要問題，但戴耀廷卻偏以技術的末節作為首個商討日的議題，這顯然是一種逃避。輿論更指出，面對社會各界對商討日的種種質疑，戴耀廷等人至今都不肯正面回應，對於問題一概封嘴，與他一直強調的公開、透明大相逕庭。戴耀廷有必要有責任回應社會的疑問，否則就是作賊心虛，說明商討日確實是掛羊頭賣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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