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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教授對香港學術界的意義毋須多言，他不但先後在科技大學與中大執教，在人文學術領域提拔後進，更將學院之內修煉出的知識透過多年在各大媒體上發表的文字，傳達給了學院之外的讀者。不過這位已71歲的著名學者日前就表達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其實已到最後階段，已是二次退休（第一次從美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不再於學院傳道解惑，便有了更廣闊空間鑽研自己的其他興趣。眾所周知，古典音樂和電影都是他的心頭好，人生的某一階段結束，想必也將成為另一階段的開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曾慶威
今次我們將以一些關鍵詞為基礎，理解李歐梵退休在即的思想自省。他清晰有力的自述，為讀者傳達出一代學者的精神風範。
講不完的「國際化」
李：我唸書時唸俄國史，俄國史到19世紀有所謂本土派和西化派。我受到西化派知識分子影響很大——其中包括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他住在聖彼得堡，可他是本土派，又受西化派影響很大，這種複雜性好像到現在都失傳了，大家現在就好像非此即彼。我最反對這種「要民族就其他都是壞的」——不要國際性。全球化影響下不可能排除某一種國際性視野，我們都已經混在一起了。
「歷史癖」
李：我希望把歷史和現在的情況聯繫起來。意義我不管，但它是義務。因為我的義務是提拔後進，我就希望特別下一代學者對自己的歷史有所了解，因為現在文化研究太注重當代了，一切都是現今現象、討論現在，可是很少人想到前幾代的人是什麼。我覺得歷史也需要自己重新建構，我們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新的建構。不然的話，大家都在搞當代的東西：香港電影啊、消費啊、性別啊，我覺得有點可惜，你也可以說這是我的歷史癖，我對歷史的興趣、文化史的興趣特別大。
學者與評論家
（編按：李歐梵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最新演講主題是關於「全球化下的學者處境」）
李：學者和評論家是有分別的。分別在哪裡？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學者的職責是對學術本身的執著和為了拓深學術的領域研究，他次要目的才是做評論家。而評論家是一個公眾人物，或者說文化人，他不見得是學者，而他的主要職責就是用他的評論文章來影響這個社會，包括影響社會成員的質素。目前評論家少了，學者多了，因為香港有這麼多間大學，只要在大學教書都是學者，所以我在演講裡質疑了這個問題—難道你在大學教書都是學者嗎？你有什麼資格做學者呢？現在都講專家，但專家不見得是學者，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薩伊德，因為他的《知識分子論》裡面特別提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是你要面對真理，為了真理要面對強權。可你的資源是從哪裡來的，你憑甚麼可以用你的文字語言來以真理為名，面對霸權的壓迫呢？你的資源之一就是學術，換言之就是說學者也可以做公共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從學院出來的，以前不是這樣，以前在中國沒有的，西方更沒有，你說薩特教過書嗎？沒教過書，可他是知識分子，坐在咖啡店就可以做知識分子，現在沒有這回事了，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香港唯一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梁文道了。那是一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批評家。
評論家應該是在公共空間發生作用，現在那種公共文化空間在香港很少，以前法國最多，所以產生了一大批公共評論家，他們主要就是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台灣也有一陣子就是《中國時報》、《聯合報》最發達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也產生了一批公共知識分子，現在也有，像楊照就是一位。
我個人當然希望人文學者能堅持做評論家，這個現象以前是很自然的，現在很難了。因為學者壓力越來越大，他們為了升等考級為了學校的撥款，每個人所受的都比我那時多得多。所以他們想寫都沒時間，能在報紙上寫評論已經很難得了。
香港公共評論的質素
李：質素沒有提高。一個原因是空間越來越小，很多高手都不寫了，包括我自己都不寫固定的專欄了。因為報紙就那麼幾家，而香港現在連一份像樣的公共文化雜誌都沒有了。幾年前MUSE支持不下去，那是一本水準相當高的為香港而出版的英文雜誌，但香港人自己不看。不看英文，中文也可以啊，可是沒有，你看一些中文雜誌一下就沒有了，像是《文化工廠》之類，早已經不出版了——這和法國不一樣，法國那些有名的雜誌長存幾十年的都有，德國也是，目前香港幾個雜誌太過狹窄，《香港文學》等等，雖然也有，但讀者太少，是靠政府給錢撥款小本經營，公眾性質已經沒辦法做到。
「還我自由身」
最近一段時間，我自己思想上的自省，就是我要開始終結了——我的學術到了某個最後的階段了。我希望明年四月底退休，做一種終結，也希望我原來扮演的一些角色暫時打住。（譬如以後每年香港書展就不來了）下面做什麼不知道，我的感覺就是，我的興趣太廣，因為我的追求太多。我目前的情況好像沒辦法讓我徹底自由——而我又是追求這種徹底自由的人，我希望做一個非常自由的文化人，希望將來可以把我的非專業興趣發展出來：音樂、電影……誰知道我將來研究甚麼呢？
而在專業方面的興趣，我已經培養了很多年輕一代的學者，包括陳建華，他們做得很好，我就不需要做了。另一個終結就是我去年暑假和今年暑假都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做一直想做的晚清文化和翻譯研究，本來覺得去了兩次已經夠了，可以寫一本書，但現在發現不行，話題太多了我一個人做不了，所以我現在也鼓動年輕學者大家一起研究，因為有時候我們也可以向科學家學習—大家一起聯名發表一個論文，人文學科為甚麼不可以？過去我們習慣於單打獨鬥，所以我希望提出這麼一個學術研究取向。
總而言之，希望就是「還我自由身」，責任少一點自由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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