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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王安憶是難採訪的那類作家。倒不是因她少言寡語——正相反，在面對每個具體問題時，她都表達了充沛看法。也不是因她個人氣質裡帶有的嚴肅——實際上這嚴肅所帶來的坦白也很有趣。我猜想或許是因她的言談舉止裡有一種對情緒的節制。這節制很靜、很簡潔、很有力，令她的言辭絕少煽情成分，更找不到一絲一毫誇張色彩。
王安憶是最值得被認真對待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她直截了當地表示自己除了寫作，對許多東西都興趣不大。所以她不太用電郵，不上微博，家裡電視機壞了很久也不理，每天只是規律地按部就班地寫作。有人說她是寫作機器，她自己也覺得像。或許在外人眼裡，她的生活很乏味很悶，但在她看來，則是自己無法將寫作的快樂傳達給旁人。
對話王安憶，或許能從一些關於寫作的絮語中，讓我們對她懂得多一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莫雪芝
怎樣看待文學與書之間的關係？
（編按：王安憶在今年香港書展中曾以「當文學遇到書」為題進行演講。）
王：其實書展這樣的活動，往往讓人第一個想到就是書。但文學和書看似有關係，又其實沒那麼有關係，我個人則認為文學和書之間有一種緊張的關係。
這個時代，對文學這件事情，很多人在發言——但在以前，文學是很小眾的事情，能對文學發言的人非常有限。而現在大家都在說文學，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斷再說的過程就培養出了一種要求：要文學變得很熱。但其實文學不是，文學在過去就是比較少人閱讀的，可能到近些年才會出現那麼樣的火爆銷售。我個人覺得文學從它的正常銷售來講，就是少少的人再讀。
書不等於文學，主要是別的讀物越來越多，現在小說的產量很大很大，讀者老是處在一個選擇之中。從書的銷量上來說，一定是超過二十年前的，但問題在於過度生產，書的量太大了。
這個時代對你的寫作帶來了挑戰嗎？
王：從銷售業績來看，今天的文學和讀者都碰到了挑戰。我在想，作為一個讀者在這麼樣的一個環境，怎麼去決定買哪一種書？面對太多的書，怎麼選擇？我以前覺得腰封不重要，十年前哪有腰封這麼一說，但現在腰封要特別突出，因為一大堆書裡一眼看過去最搶眼的就是腰封——上面寫最刺激、雷人的話，讀者就能馬上作出決定。這也讓讀者來不及作出慎重決定。所以買書的人和寫書的人都要面對挑戰。
對我來說，我知道自己要甚麼，因為最初吸引我寫作的慾望，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消退。我還是根據最初的初衷去寫作，所以這些環境對我影響不大。我寫的主題在變，但「文學初衷」還是對文字的熱情、對用想像力構造文字的熱情和願望，所以對我來講沒什麼太大變化。我不會為了讀者去寫作，我可能會更為我自己的想法而寫。
寫作對個人來說意味著甚麼？
王：它就是我的職業。寫作對我來講非常常規。早上起來寫半天，下午不寫，它非常日常化、有規律，每天的日程會具體到：我今天希望我的人物完成甚麼？有的時候會提前完成。我對我所寫的人物有要求，人物是有節奏的，但這個節奏有時改變，它會自己變速。所以總體來說，我每天會寫上三四個小時，但至於這個時間裡能出多少活，要看當時當地的狀況。
可能最初寫作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效的、宣洩自己感情經驗的一個方式，但經過多少年，變成一個職業作家之後，職業作家和非職業作家的寫作狀態就很不一樣——職業作家要持久、勻速、能夠拿得起放得下。
這一年，莫言得獎，談論中國文學的聲音也尤其吵，
是否關注這些聲音？
王：關注談不上，但也不可能避開。因為就在面前發生，我覺得其實很多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莫言的事情如果不是這麼龐大的媒體，也不會鬧得那麼厲害，國外很多作家得獎就是平淡平淡地過去了。中國情況是特別在乎別人對我們的評價，特別是媒體，媒體把莫言都快逼瘋掉了，然後又現在開始炒作余華的《第七天》。我個人關注的是很高興看到好的小說和雜誌，這是我主動地關注——但我的關注可能對別人毫無影響，我關注更多的是我自己覺得好的東西。至於外界生態，我們用個人力量無法去影響——人人炒莫言時，你去告訴別人那邊有個人寫得很好，誰會來聽你的？還會覺得你是故意轉移視線；所以輿論是個人無力去影響的，我可以選擇的，只是我關不關心而已。
其實應該允許作家不寫
可否談談對自己作品的滿意與缺憾？
王：《天香》我自己還比較滿意，滿意度甚至超過了《長恨歌》，因為覺得它的難度大過《長恨歌》，《天香》裡的那個時代是我沒經過的時代，長恨歌裡的元素則更通俗。
缺憾在年輕剛寫作時比較多，長篇來說，我對我最初的一二三本長篇都是有遺憾的——也不叫遺憾，當時盡力而為了，並且如果沒有前三部，也不會有後面的創作。到後來成為一個職業作家，自己會變得比較謹慎，這也是種不好，因為很怕失敗會多少束縛自己的手腳，但好在是會處理得更加用心，雖然有的時候，會對自己自我否定。
外界對一個作家的關注往往是看發表、得獎等等，但對我個人來說，是我每天在寫——如果哪天我不寫了去做生意，那就是我在寫作方面不行了。很多人在這樣做，但對我來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不會有大的改變了。當然如果有一天我寫得不好了，我自動也就不寫了，其實應該允許作家不寫，我不想寫了就不寫了。
如何看待女性作家的書寫？
王：其實在整體寫作中，女性會變得越來越主要，這是全世界的趨向。而且這個事情已經很多年了，在文學領域，女作家從一開始就沒有比男作家邊緣，女性一直在比較中心的位置，包括杜拉斯，也包括大陸的張愛玲，女性在文學裡的地位一上來就是很主要的。
如何看待文字與閱讀？
王：我想喜歡寫小說的人有些基本共同點吧，第一是都喜歡文字，第二都喜歡說故事。我們用文學書寫故事，表達對世界的看法，不像舞蹈用肢體語言、繪畫用視覺——寫小說的人一定是對文字有感情的人，這是比較共同的。更個人一點，我喜歡文字，喜歡敘述、閱讀，喜歡這樣的方式。閱讀的內容裡，看小說最多，這麼多書裡好的小說也是最難找到的。
每個作家在閱讀的同時，也在努力避免受別人影響——如果受影響，也是潛移默化的，自覺要做的一定是避免、迴避。但每個作家又都有自己喜歡的小說，對我來說，《紅樓夢》肯定是最喜歡的。因為我們所學習寫的「小說」其實是五四以來西方啟蒙運動以後的小說，我們目前寫的小說都是西化的小說，而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紅樓夢、水滸等章回小說是不一樣的。《紅樓夢》在中國文學裡又是個非常特別的例外，很難說它就是中國小說傳統，甚至我覺得中國小說傳統就很薄弱，五四以後的小說和五四之前完全不一樣。
怎樣看待兩岸三地文學？
王：台灣作者的文學教養比我們好，我們在文革裡沒受過系統的教育，他們的作家受過系統教育，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比我們要完整。他們的寫作用的語言比我們的書面化，包括接受西方影響又早於我們，比較現代化。而香港的文學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它很特殊，在一個相對孤立的環境下生長起來，非常奇葩。
大陸方面，六十年代的作家非常好，甚至超過我們五十年代，因為他們運氣好，剛剛長成時，文革結束，社會開放八面來風，他們基本上也完成了教育，五十年代作家受的教育普遍不好。而七十年代作家弱一點，八十年代還要等等看，在我來看還沒有一個特別成氣候的情況出現。但這也不要緊，文學都是有周期的——但現在還不能簡單去劃出一代，你現在回過頭去看，李白和杜甫也是一代人，所以文學需要很長久的醞釀，我們所處的文學周期還沒結束。
誠實的作家一定在重複自己
您個人寫作時比較偏重寫實？
王：有些作家會把生活歸納、抽象出某一種符號，像莫言，而我對生活表相更有興趣，我希望我小說中的外部能和生活表相相像。生活表相有它自己的美學。所以文革裡也有生活，特殊時期也有生活。其實每個作家都是在不斷地壯大自己的某個情結。我覺得每個作家都有——我不能說它是固定的——但每個作家都有一個自己要表達的東西，可能最初不太完整成熟，但它會不斷壯大。所以我很不贊成別人說某個作家老在重複，其實每一個作家都一定在重複自己。一個誠實的作家一定在重複自己，但不是簡單重複，而是讓那個情結不斷長大。
在五十年代作家這一輩中，您身上最「王安憶」的特質是？
王：我也很難形容，因為自己只能在自己的立場說話。作家是沒有絕對標準，我談不上特別的優勢，稍微的一點差異可能是我比較用功，當然現在比較活躍的作家都是用功的人。我所指的用功也是指認真地寫作——寫作是我需要認真對待的事情。同時我也是個運氣很好的人，剛好天時地利人和。
現在年輕人的寫作環境和我們那時候雖然不太一樣，但我認為在任何時代，如果你真的有生命能量、有才華，那麼你一定會成為你想成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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