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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我與習仲勳，有三面之緣。從廣州、北京到深圳。
第一次會面，是一九七八年習氏前來主政粵省之際。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派來兩位大員前來廣東。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楊尚昆擔任廣州市委書記，為廣東的改革開放打前站。
習仲勳為了解港澳情況，請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廣東人大代表中的港澳成員座談。我是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應邀參加。
我在會議上發言，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內地過去過分強調港澳是帝修反的集中地，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港澳是祖國邊沿的毒瘤，是消極因素，有港澳關係的，成為內地同胞揮之不去的污點。其實，港澳同胞大部分是愛國的，是積極因素。
二是對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廣東同胞偷渡來港的逃亡潮，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原因，逃港的不應認為是叛國。廣東只要搞好邊境的經濟建設，內地人自然不會再偷渡來港。
第二次是在北京舉行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當年他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又到廣東省人大代表團上來聽會，當年港澳代表仍歸屬廣東省。在會上，他對我在廣州的那次會議上的長篇發言留有印象，見面時向我示意和握手。
在若干代表發言以後，他竟指著我說，讓這位「年輕」的代表發言吧。其實那時候我已五十四歲，並不年輕，也許在這些老革命的眼中，我們這些五十來歲的，也算是年輕的一員吧。
我在發言中，仍然重複了說明港澳地區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的積極作用，指出可以通過港澳了解國際中最新的科技和經濟知識，是一個重要的窗口。同時希望妥善處理港澳同胞在文革中被錯誤處理的若干問題。
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深圳的牙科醫院裡。我與該院院長稔熟，有一次到牙科醫院診病，院長說，習仲勳老也在此治病，並把我引到習老的診室。我與習老打了一個招呼，並沒有多所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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