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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 剛
戴耀廷向大中小學生埋手，向他們「洗腦」，務求引君入甕，壯大其「佔中」聲勢。其搞的「商討日」參加者寥寥，其中亦有人提出進行這些非法活動會有影響前途的嚴重後果，戴耀廷雖毫不諱言承認會涉及刑責，推說下一階段會向學生講解這方面的問題。總之，他的手法是只求推銷，鼓其如簧之舌，至於講到惡果則避得就避、瞞得就瞞、呃得就呃、騙得就騙。
戴陳朱「三人幫」發動的「佔中」，雖然屬經各方面多番分析批判，指出其非法及對香港經濟民生的惡劣影響，但是他們仍執意推行，而且更想盡各種策略企圖擴大影響力，妄想撒豆成兵或者吹一撮毫毛變成一群搖旗吶喊的嘍囉。按其計劃目前是不斷進行所謂「商討日」，號召不同行業或戰線的對象參加每周的集會。10月13日星期日輪到在本港大學開壇，據報道7間大學約有數百人響應。當然壇主戴耀廷又上台唱他的老調，反覆強調要和平「佔中」，而且給大學生們「戴高帽」，鼓吹大學參加「佔中」的重要性和希望大學生們在政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那煽動性的發言離不開固有的路線，而且貫徹著他既定的做法，目前階段是不斷招兵買馬，反覆宣傳不斷滲透。
戴耀廷誤導學生埋怨社會
戴陳朱「三人幫」對這些「商討日」當然大肆宣傳號召，10月13日有「幾個大學生」在《明報》副刊寫了一文：《老師，你會為我們做一點事嗎？》這大約一千字的奇文，目的是號召同學去參加那天的集會，但奇就奇在作者本身對「佔中」不理解、沒信心，認為戴耀廷「太理想化」。他們抱著這種認識和懷疑的心態去號召別人「佔中」，又為什麼呢？他們搬出的理由是為了爭取「普選」，而普選是為了什麼呢？且看，這就是他們爭取的目標：（一）「無普選，年輕人畢了業還只能住劏房」；（二）「無普選，大學資助和撥款，永遠只在乎教授出了幾多篇文在國際期刊，以致有關香港、用中文寫的本地研究，一直被忽視。」；（三）「無普選，對老人、婦女的福利政策不改善，到我們畢業後，仍要背負供養父母的沉重開支，為了賺多一點，而失去與家人見面相聚的機會。」
筆者不厭其煩地抄錄了該文列出的全部「無普選」的三種罪狀。看來，他們所爭取的普選是保證就算是像作者那樣的大學生如果畢了業就一定不能屈居劏房；像作者那樣的大學生用中文寫的所謂「有關香港、本地研究」，較諸教授們寫的國際水平的學術專著更應被垂青重視；像作者那樣的大學生如果有了其心目中爭取的普選，那就可以卸下了供養父母的天職。對這幾位大學生作者的邏輯思維頗難理解認同，但同一文章中有些章句卻容易解讀，例如：「為了學生的安全，就是在這個腐敗、無將來的社會中，穩穩陣陣地活多五十年嗎？」、「就算沒有案底，年輕人也不會在今日的香港，找到理想的工作。」、「我們年輕、有夢。我們很多人想讀藝術、喜歡音樂，不過因為社會古肅，只容許我們做醫生銀行家，不少同學，犧牲了夢，但即使是捱著商學院畢了業，我們還是只能找到剛有一萬元薪水的工作。」「一輩子，生兒育女也代代為奴，不能自主嗎？」……姑勿論文章的文字修養如何，單是那立論就使我瞠目結舌；那對社會的觀察力也真是獨具隻眼，我後知後覺愚昧地從沒有覺得這社會如何「古肅」得只「容許」青年大學生做醫生銀行家。今時今日香港有不少青年藝術家（包括音樂家）、商學院畢業生活得精彩工作火熱，他們不會埋怨社會不會坐井嚕囌不會自怨自艾。
普選不是為了謀一己私利
於是，這幾位吹著口哨拉人壯膽的「幾個大學生」就最終現形拉著臉孔向老師乞訴：「老師、校長，你也會為我們，作一點事嗎？如果，萬一，將來我們不幸被捕，你可以為我們說話嗎？說一句『學生是為了公義而行，不應被捕』嗎？」
我教過大學生，但可幸沒有教過這「幾個大學生」。假如我的學生或者是有其他青年，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人民的福祉，遵循著中央有關法例、「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法》的條文，循序漸進地為香港的政制進行改革，我會和他們走在一起，同呼吸共奮鬥，為大眾的福祉而不是為「幾個大學生」一己的利益鼓與呼！
再看看這「幾個大學生」的所謂「民主」，他們說：「我們要談，不止政制要民主，整體經濟、工作、家庭環境，也要民主、商討、包容的文化，我們才能有尊嚴。」他們的理想城市是上述的烏托邦：學校是他們吹水的天地，大學可以任由他們搞搞震，老師要包容，商討讓他們畢業。到社會上可以和老闆「討價還價」，找一份「理想工作」（月薪一萬元的肯定不幹，可以靠綜援）。在家庭中也可以「民主」商討，供養父母生兒育女等責任各自「包容」。為了一己尊嚴，只准他們向社會需索，而不許社會對他們有所要求。這樣的烏托邦從哪裡來？如果依循著「幾個大學生」文中的要求、跟從著他們參加「佔中」行動，他們不但上不了天堂，也許還會掉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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