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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近讀新出版的盧瑋鑾、鄭樹森兩位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其收集材料之豐，為香港文學史料又添加可貴的一頁。
家父吳華胥應該是早期香港新文學活動的一個成員，但著作不豐，並未成家。盧教授也曾向我徵集資料，可惜因戰亂而我當年年紀尚小，未能為此添磚添瓦，至以為憾。
葉靈鳳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面之緣，大概是在陳君葆先生的飯局上。當年我是一位愛好文學的青年教師，陳老先生是我服務的學校的家長。他在主辦《國風》雜誌的時候，邀約我寫稿。也許就是這樣與葉先生有一面之緣。他在報上專欄所寫的文字，也常有閱覽。只知他藏書甚豐，所寫隨筆涉獵廣泛。
當年也風聞葉先生在日侵時期仍留在香港，並有參與日本人主持的文化活動，因而有「漢奸」嫌疑。但畢竟是一介書生，並無血債，議論一下，也就過去了。
但看此書中的《葉靈鳳淪陷時期作品選》一章，寫到當年葉用眾所周知的筆名發表的文字，卻頗有為敵張目之嫌。
試舉數例：
「新香港文化的趨向，不僅將發揚中國固有的東方文化，而且要介紹日本的新文化，使她能在大東亞共榮圈內，擔負起中日文化交流總站的任務。」（該書第三十四頁）
「在大日本皇軍萬全的拱衛之下，新香港正肩負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歷史的使命，和平愉快的向前邁進着。」（第三十六頁，筆名豐）
「由於日本積極從事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工作，……由於日本對華實施新政策，已使得中日全面和平問題在理論上進入了水到渠成的境地……」（第五十一頁，筆名葉）
「沒有日本從事領導大東亞戰爭，東亞各弱小民族也無法對抗英美侵略勢力……為了東亞，也是為了自身，我們應該協力日本從事大東亞戰爭，這也是東亞戰爭之所以為聖戰。」（第七十五頁，筆名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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