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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特區政府就2017年特首普選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展開5個月諮詢。反對派至今的言論和建議，顯然並非為了理性討論促成政改，反而是為普選製造各種障礙。反對派在政改上的立場可歸納為「四無」：一無道德，故意漠視中央通過基本法賦予港人普選的事實，一味陷中央於不義，意圖挑動兩地關係，居心不良；二無信譽，對於提名委員會制度過去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疑義，現在卻倒打一耙，前後不一，視信譽如無物；三無原則，標榜尊重法治，卻是公然置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於不顧，帶頭破壞法治，試問原則何在？四無承擔，不為本港的經濟民生問題著想，不斷挑動政制爭拗，阻礙政府施政，對香港前途、市民福祉毫無承擔。
一無道德 故意漠視中央賦予港人普選的事實
反對派人士不斷散播謠言，抹黑中央無心在港落實普選，將來提出的方案都是「假普選」云云，這顯然是違反事實。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在北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再次強調中央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希望香港各界人士能夠按照基本法規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為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打下一個好的基礎，盡顯中央對落實普選的決心和誠意。而且，反對派從來不向市民說出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港人的普選是中央通過基本法賦予香港的。
在英國佔領香港的100多年間，一直實行殖民統治，香港總督和政府主要官員都是英國委任的，直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當時的立法局議員仍然由官守議員和委任議員組成，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在擬定對港基本方針時，提出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真正明確香港普選之路的是基本法。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央政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主循序漸進向前發展邁向普選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更加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這正顯示中央對落實普選的誠意。
如果中央沒有誠意推動普選，怎會在基本法列明？怎會通過人大決定明確時間表？任何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會認同，中央對落實普選是真心誠意，倒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總是千方百計要否決政改方案，令本港政制原地踏步。現在反對派竟倒過來指責中央，完全是不尊重事實，毫無政治道德的表現。
二無信譽 對於提名委員會制度倒打一耙
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釐清了特首普選的原則和規範。但反對派事後卻上綱上線的指李飛是要為普選設限，並抹黑為「鳥籠政改」云云。然而，特首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非李飛來港時新加的制度，早在基本法制定之時已經有相關條文。如果反對派視提名委員會為「鳥籠政改」，早就應該提出反對。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來反對派從來沒有質疑過提名委員會制度的合法性，就是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的相關決定中，提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反對派也沒有表達過任何異議。但當政改討論展開之時，反對派突然又倒打一耙，無理攻擊提名委員會制度。這說明反對派前後不一，毫無信譽。
三無原則 標榜尊重法治卻帶頭破壞法治
香港是法治社會，尊重法治、依法辦事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關於政改，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法治軌道，只要沿著法治的軌道前行，本港將可穩妥地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但諷刺的是，一向將民主法治掛在嘴邊的反對派人士，在普選問題上卻拒絕依法辦事，提出「公民提名」方案，意圖架空提名委員會，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提名程序，置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於不顧。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今年9月在給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的覆信中就明確指出：「就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張曉明擲地有聲地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顯然，「公民提名」的要害就是違反基本法。
反對派中不乏資深大狀，不可能不知道「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但他們仍然堅持方案，甚至不惜威脅令政制原地踏步來迫使中央就範。反對派此舉是破壞法治，衝擊本港核心價值，拆除特首普選的法治軌道。反對派標榜尊重法治卻帶頭破壞法治，試問原則何在？
四無承擔 不為經濟民生問題著想
本港社會問題千頭萬緒，並非只有普選一項，普選更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但反對派熱衷挑起政改爭拗，不為香港經濟民生著想，不斷空談搞破壞，無承擔。現在，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正密鑼緊鼓的推進，並且威脅如果中央不接納其要求，就發動萬人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不能管治之地。反對派以700萬市民的利益作籌碼，不但說明反對派對於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不屑一顧，更暴露他們對香港的前途並無承擔，為了政治目的可以犧牲港人福祉，這樣的反對派還值得市民信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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