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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
我收到一本書，書名是《舞台上的新中國》，封面上畫了五個身粗體壯拿着小紅書的工人農民，這在四十年前的招貼畫或書皮封面上隨處可見，現在反而成了新鮮物。作者是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高音，我時常在劇場見到高音，她是專門研究戲劇理論的，她不止做研究，除了沒上過舞台，對舞台上的一切她都很熟悉，每次看戲碰到她，總要聊幾句。高音的書吸引我馬上翻開來看。書中主要研究的是新中國的紅色經典，其中最使我有感的是，老舍和曹禺兩位編劇家怎樣寫他們喜歡而又不太熟悉的新中國。
一九五二年，曹禺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志向高，心氣也高，他覺得自己寫的都是陳舊的事，很想寫寫新中國。一九五三年他衝動地動筆寫《明朗的天》，一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故事。寫作之前，曹禺首先明確寫作思想意圖，知識分子必須在黨的教育下進行思想改造。他去了北京協和醫學院體驗生活，當時醫學院正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他最深刻的體會是，受美帝國主義思想毒害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認識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正面目，和敵人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才能為人民服務，和人民一同前進。作家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人物，才能達到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觀眾的目的。這樣的寫作過程，曹禺說，比較生疏，在創作中碰到不少新問題，走過一些彎路。一九五五年《明朗的天》公演，演出滿座，還得了不少獎，但一個出自概念化的劇本，沒有走多遠。後來常有人拿《雷雨》和《明朗的天》來對比，用以貶抑曹禺，一個是他極熟悉的生活，不用體驗生活，不用苦思冥想，只要坐下來，安下心，人物、情境、語言就像長了腳似的往外跳。曹禺的夫人鄭秀回憶，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兩人約定不回家，說是留在清華大學複習準備考試，其實是想兩人獨處，重要的是曹禺要寫劇本。一個暑期，就在清華園的圖書館裡，一部影響中國戲劇史和幾代人的《雷雨》誕生了。據于是之回憶，他還曾和曹禺籌劃寫一個農村改造的劇本，兩人去了河北農村，走了些農地，見了些老農，睡了幾天土炕，最後沒寫出來。
寫自己熟悉的東西，是曹禺的一貫主張，自認為熟悉知識分子的曹禺選擇了寫醫生教授，但當他採訪結束後，又感到茫然，無從下筆，他覺得似乎並不熟悉知識分子，創作給他帶來的不是興奮而是痛苦，苦在創作方法與以往不同，從中提煉的主題不是出自內心。過去寫劇本，出現在他腦海中的首先是人物、動人的情節，後來變成了先有意念，主題先行，難免圖解。
黃永玉曾經給曹禺寫過一封信，嚴厲批評曹禺後來再沒有寫出好劇本。黃宗江說：「完了，永玉，這回你得罪曹禺了，他不會再理你。」誰知曹禺一點沒生氣，他感謝黃永玉的坦誠，默認黃永玉的批評，他把這封信鑲在鏡框裡，掛在家中顯著位置，時刻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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