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敬偉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佈，將原定於明年4月將消費稅上調10%的計劃推遲兩年半實施，並且準備於今年秋天推出龐大的財政刺激計劃，計劃規模高達5萬億至10萬億日圓。
這意味着「安倍經濟學」的失敗。
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有三：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從日本經濟的困境而言，「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箭」算是找到了長期困擾日本經濟停滯的痛點。但是寬鬆的貨幣政策，甚至通過負利率刺激經濟的方式，並不能使日本達到核心通脹率2%的目標，以通脹治通縮的目的並未達到。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日本債務規模擴大，債務佔比GDP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飽和，產能和基礎設施資本輸出也面臨着來自中國更系統化的戰略競爭。1985年「廣場協議」帶來日本的滯漲困擾，已經形成沉疴痼疾，「安倍經濟學」的「三箭」很難穿透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堅冰。
消費稅改革延遲，或者說中止，則使安倍政府的調結構改革陷入困頓。2014年4月，正是「安倍經濟學」春風得意之時，日本政府將消費稅從5%上調至8%。此舉有助於涵養政府財源，但負面效應也是顯然的，導致日本內需市場萎縮。加之日本政府加速日圓貶值以提高通脹率，也使日本民眾收入實質性減少，疊加消費稅提高，降低了日本民眾的消費信心。隨後兩年，提高消費稅成為安倍政府的禁忌，現在安倍政府再次推遲提高消費稅。其中釋放的信號是顯然的，消費稅改革已經遇到大麻煩。日本基於增加財源、在2020財年之前實現財政預算扭虧為盈的目標難以實現。
更麻煩是日本寬鬆貨幣政策的進退維谷。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突然實施負利率政策，但結果卻是日圓兌美元逆勢上升。這種不合邏輯的市場異象，讓日本央行陷入了困頓。更意料不到的是，當市場預期日本央行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時，日本央行隨後卻維持原來的貨幣政策，這導致了日圓的再次上漲。消費稅改革推遲到2019年後，日圓還是呈現漲勢。
日圓的上漲和「安倍經濟學」推動日圓貶值、以通脹刺激逆轉通縮的目標出現了差異。對此，在5月中旬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為日圓升值存在着炒作因素，需要進行政策干預。但是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則發出警告，認為日元匯率是「有序」的。這次會議的公佈和隨後G7峰會的會議公報均發出了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警告。
美聯儲的加息預期，使美元存在升值壓力，亟需堅挺的日圓來緩釋。因而，對於日圓隨後可能更為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並不樂意。值得一提的是，「安倍經濟學」初期的貶值政策成效，是以爭搶中韓兩國的出口市場實現的。但隨着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日圓貶值的策略不再奏效。主要經濟體中，漸趨形成了美元和人民幣貨幣政策相對穩定但日圓、歐元貨幣政策持續放水的局面。隨着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美國對於競爭性貶值的擔憂開始鎖定日本。
「安倍經濟學」並無更好的突圍之策。雖然「安倍經濟學」抓住了提高通脹率的關鍵點，但就現實觀之，日本政府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之間存在着衝突。而且很難動用其他的政策工具去緩解這種矛盾，故而日本推遲消費稅改革，凸顯「安倍經濟學」改革之路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