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林
保育鈞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人們喜歡稱他作大保。大保於5月31日猝然去世，享年74歲。在八寶山告別儀式上，數百人參加，有的不到9點就來了，在門口站了一個多小時，不少人走出告別廳淚流滿面。
大保並非明星巨賈，官不過副部，卻讓這麼多人真心懷念。有的人，活着的時候，人們沒覺得他有多麼了不起，但一旦離去，卻突然發現，這個人原來這麼傑出，渾身閃光點！大保就是這麼一個人。
我和大保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同學。文革前，他六六屆五年級，我七零屆一年級。由於文革中斷學業，不再招生，所以此後一段時間，中國各大學出現了很奇特的屆別稱謂。同學多少年以後見面，還是「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地亂叫。我和這位「五年級」學長，在學校時並不熟悉，但也不陌生，因為他無論身材還是脾性，都很獨特。一米八的大個頭，80分貝的嗓門，脾氣還有點暴，在新聞系的雅號就是「大保」，一直被人叫到去世。
1967年，大保進入《人民日報》工作，先在編輯、記者崗位上歷練了幾年。後來升任科教部主任、編委、秘書長，直至副總編輯。十年文革他經歷了九年，對這場空前「浩劫」，他耳聞目睹，深惡痛絕。所以，改革開放以後，他義無反顧地成為一名衝鋒陷陣的戰士。在《人民日報》工作的30年裡，他參與了不少大事，寫了許多文章，最為人稱道的貢獻有三。
一是派遣記者採訪教育領域的老同志，組織撰寫了內參「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辯論」，引起中央重視，最終徹底推翻了四人幫炮製的教育領域所謂「兩個估計」，促成了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二是1978年根據胡耀邦的講話精神，撰寫了7,000字長文《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以此為契機，開展了為知識分子正名的大討論，改善了知識分子的政治處境和社會地位。三是1984年國慶節，北大學生自發打出橫幅「小平你好」通過天安門，對於這種超乎常規的舉動是否報道，編輯部有不同意見。作為值班編委和部門領導，有三種處理辦法：一是壓住不發，最為穩妥，合乎規矩，政治正確，沒有毛病；二是請示上級，儘管被「斃」的機率不小，但可以顯示作風民主，不打擊下級積極性，把責任推給上司；最冒風險的是第三種，獨自拍板決定。不出問題，皆大歡喜，出了問題，責任自擔。
結果大家知道，照片次日刊出不僅沒挨批評，還成全一段佳話。這就是擔當，就是膽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央層面的大領導，《人民日報》的老編委，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可惜，像大保這樣勇於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大保會幹大事，也不忽略小事，有時候心細如髮。1970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到淮北的一個小縣城當宣傳報道員，由於我愛人家在北京，我岳父是《人民日報》老幹部，所以我到北京探親，有時會順便去拜望這位學長。有一次，我跟他說起在底下當 「土記者」，心情很鬱悶，他並沒有講什麼「扎根基層」的大道理，而是說，你可以寫點農村和基層的稿子嘛。小小縣城，能有什麼好寫，還登《人民日報》？所以我並未領會他的好意。但有一次，已忘記什麼由頭，無非碰到了好人好事之類，一時心血來潮，就寫了篇稿子寄給他，沒過多久，居然就給登了。這是我在縣城工作時，唯一一篇稿子上《人民日報》，所以記得很清楚。他那麼忙，每天處理那麼多事情，還記得這麼小的一個承諾，不僅說明他心細，還說明他很念舊情，沒忘掉這個小學弟。
還有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初，我和愛人都已離開報社，我去了一家行業報，愛人下海辦公司。一天，我們想請朋友們聚聚，就選了平安大道旁邊新開的「滬江香滿樓」。朋友們到齊了，大保說，「我來點菜，我是吃主，你們不懂」。他點了一桌子菜，十多個人才花了500多。印象最深的一道好像是油條和什麼菜一起炒，他還說是上海名菜。我們心裡明白，他想給我們省點錢，點的都是便宜菜。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人民日報》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左傾思潮還十分頑固、每前行一步都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編委會帶領全社同仁披荊斬棘，殺出一條血路。作為編委會最年輕的成員，大保和老同志密切配合，團結一心，使《人民日報》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同時也成為讀者最喜歡的報紙，發行量一度達到600多萬份。
我1978年考取社科院的研究生，1981畢業後也進《人民日報》工作，成了這個集體的一名新兵。我深深感到，這個集體，上有胡績偉、秦川、王若水、范榮康、李莊、陸超祺等老同志把舵，中有大保、余煥春等中年新秀，下有一大批以周修強為代表的中年精英，和社科院新聞系畢業的研究生青年才俊，我們的戰鬥力是最強悍的。但是新舊交替時期，魚龍混雜，撥亂反正談何容易！特別是大潮湧起，泥沙俱下，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掌門人，有時還真會左右為難。在這種形勢下，報社在工作中，有時會與上級主管領導，或是其他部門發生一些矛盾和分歧。
每當這個時候，胡績偉等老同志都會運用他們高超的政治智慧予以化解。但有時候，大保也被老同志當作壯勞力，受托去折衝樽俎，甚至「頂雷」。有一次，一位喜歡罵人、動輒把人「槍斃」的老同志對報紙刊登的一篇文章大不滿意，指名讓報社總編輯秦川去談話，總編輯叫大保去。他去了，狠狠挨了一頓批。等領導發完火，他還得小心翼翼，軟磨硬泡地做解釋，說明報社的觀點，消除他的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