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牌坊在湯開建看來，是澳門文化形態異化的一個例證--湯開建講述「澳門學」研究的心得
經過了六年的努力，參考數百種東西方語言文獻、有200餘萬字的《天朝異化之一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以下簡稱《天》）一書終於經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而在不久前與讀者見面。作為該書作者的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天》的發行，是澳門研究的一大成果、一大突破，也是認識16-19世紀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文獻。他向記者講述了自己從事澳門研究的種種心得，以及對歷史的分享。在他看來，澳門雖小，但卻是解讀東西交流史時不能忽略的一座城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因為其在中西關係及天主教史研究領域的突出成就，湯開建曾在2008年獲得了「法蘭西文化教育騎士勛章」。他說，《天》這套書的出版，其實是從九十年代已經開始，當時主要研究西洋科學技術、西洋教育、西洋音樂美術在中國的傳播這些專題，在澳門史研究過程中又積累的一些新的資料，並加上自己對西洋文明在澳門傳播的全面認識而形成的新成果。他覺得，自己一直都想利用澳門學所獨有的極為豐富的16-19世紀葡萄牙語文獻去把握澳門西洋文明的樣貌，為此他耗去了極大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而曾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橋樑的澳門，究竟還留有多少西洋文化色彩，也成為了研究動因之一。由此，他向記者分析了研究澳門的三個視角。
視角一：管治澳門的葡萄牙由盛而衰
在澳門的林則徐紀念館外的浮雕上，有這樣一個畫面：葡萄牙人向前來巡視澳門的林則徐鞠躬致敬。這個非常獨特的歷史場景，如今以藝術的形成被永久保留了下來。在湯開建看來，這個場景是真實的。因為，當時的葡萄牙已不再是15-16世紀時期的海洋強國，到19世紀中期已經變成了一個西洋弱國，和彼時強大的英國難以相比。即使當時居住澳門的中國人，也看出了這一點，不少人是看不起衰落的葡萄牙人的，只是將他們當作是租居在澳門的外國人而已。湯開建說，這從葡語的推廣遭遇便可窺見一斑。
葡萄牙人在澳門也曾經力圖推廣過葡萄牙語，早期在澳門的基督城內還是成功的。但是，隨着葡萄牙的衰落，強勢英國的崛起，當時的中國人覺得沒有必要去學習它的語言。事實上，當時管治澳門的葡萄牙政府也已經處在衰微的狀態之中。所以，他們對明清政府的態度也一直未採取強硬方針。
從澳門史的角度看，湯開建認為，澳門作為與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政治相異化的地方，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便是議事會的存在。這是當時的葡澳當局用以管理澳門的一個重要機構，具有代議政治的色彩。不僅如此，當時負責與中方官員接洽的機構，也是議事會。可見，議事會在澳門歷史上具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和作用。而如今，漫步澳門，除了葡語式的街道名稱、林立的天主教堂、葡萄牙風格的建築、葡國餐等生活文化層面的因素，似乎難以在普通澳門人（土生葡人除外）的生活中找尋到過往的葡萄牙因素。這便是葡萄牙對澳門管治的弱國政治的一個表現。
視角二：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貿易的樞紐
明清時代，當時的朝廷時常奉行海禁政策，禁止國人與外界進行貿易往來。不過，這樣的海禁政策之下，澳門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特別是在清代，鴉片戰爭之前，或者說在整個大航海時代，澳門在東西方貿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能夠忽略的貿易樞紐。湯開建說，當時在澳門，存在着從事商務活動的買辦、翻譯階層。這些人的出現，完全是經濟貿易活動之下催生的產物。
在澳門博物館中，有一幅澳門鑄造廠的圖景畫，便是對火炮鑄造的描繪。講解員會告訴參觀者：大炮曾經是澳門的「特產」。透過澳門的貿易管道，當時的晚明政府獲得了一些澳門的軍事裝備，其中就包括大炮。澳門與中國內地的貿易方式，據湯開建介紹，有兩種方式。一是「上省」、這裡的省，是指廣東省會廣州，乃是十三行所在地。葡萄牙商人可以前往廣州從事貿易活動。另一種方式稱之為「下澳」，當海上局勢緊張時，中國官方便會禁止葡萄牙商人前往廣州，而是由廣州的商人前往澳門從事貿易活動。從這一點，也能夠看出彼時的中國政府，對澳門具有某種形式的控制力。
澳門作為貿易樞紐地位發生改變，逐漸走向衰勢，乃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湯開建直言，從根本角度看，這是西方列強強弱地位易手的結果：英國開始了擴張。由於英國的擴張，中英之間爆發了鴉片戰爭。而戰爭的結果是，《南京條約》不僅使得當時的清國割讓了香港島，也增加了中國沿海的五個通商口岸城市。通商口岸的增加，使得澳門的橋樑地位漸漸消失。湯開建曾統計過五口通商前後的西方國家登陸澳門的人數，從結果上看，已經大幅下降，五口通商之前大量的西方人進入澳門，而之後所見到的只是零零星星。原本前來澳門的商務船隊也消失了。不僅如此，原本在澳門設立的洋行也紛紛外遷。這對澳門的社會形態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湯開建告訴記者，澳門博彩業的興起，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視角三：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窗口
湯開建覺得，總結澳門在西學東漸歷史上的地位，不能夠忽略早期天主教會的傳教士發揮的重要影響力。由於葡萄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因而天主教的傳播也透過澳門進入了中國內地。隨之而來的，除了宗教，也包括西方的技術、人文、思想等諸多產物。在澳門著名的大三巴牌坊一側，便有一尊利瑪竇的銅像。由此可見，傳教士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性。
當時的傳教士幾乎都是從澳門進入了中國內地。這批傳教士（例如利瑪竇）對中國當時的社會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不過，湯開建也告訴記者，明清兩代政府對傳教士採取的態度略有不同。就明朝而言，晚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外來的白銀可以彌補中國白銀的不足，而軍事上則需要西方裝備，所以需要澳門這樣的窗口，因而傳教士也得以順利進入中國內地。加之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較為接受天主教，所以傳教士在宮廷和民間得以活動。但是清代是新興王朝，對國家社會具有很強的控制力，不具有需要外來文化的迫切性，主要着眼的是對外來文化的利用，因而傳教士入華主要是為宮廷服務。
到了晚清，中國的國力已經漸漸衰敗。湯開建認為，澳門成為了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開明人士認識和觀察西方世界的窗口。例如林則徐，為了備戰和搜集西方訊息的需要，便由其幕府的成員在澳門完成了著名的《四洲志》。而澳門本身，也具有被稱之為「舌人」的成批化的翻譯群體。湯開建說，這個群體的華人，不少來自廣東、福建和浙江。由此可見，澳門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地位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