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環宇
唐朝詩人劉禹錫的《陋室銘》裡有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此語亦可謂認識和研究社會歷史的一個基本法則--通常對一時、一地、一個國家的認識，往往是基於這時、這地、這個國家孕育出了哪位卓絕當世的歷史人物。
世人對於湖南社會的認識和了解也往往建基於此。由古及今，我們都是以人論世。湖南古為楚地，因此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也有「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讚歎，這裡的共性就是楚人的特質和能力，有其他區域所不及者。湖南近代更有進者。清季翰林潘祖蔭朝奏有語「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一代狷介楊度也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這裡不僅道及湖南近代人才的卓越，更突顯了湖南區域社會與文化的精神，陳獨秀專文讚為「湖南人的精神」，錢基博著書推為「近代湖南學風」，進而又說出了人才不可獨立，還源自其所生長的地域、社會及文化的內在精義。民國肇興之後，湖南續奏前弦，新人輩出，不僅擅於打破一個舊世界，更善於創造一個新世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歌詞就是這一劃時代的形象概況。
從古到今，湖南為什麼出了這麼多人才，取得了這麼大的歷史功績，造成了這麼大的歷史反響？這就是很多人的「湖南之問」，也是湖南歷史文化魅力之所在，吸引着不同時期各個地方的文人墨客不斷求索和追尋。
由人及世，雖是認識社會的一個通則，但是要想更詳細、更深入地認識這些人，還要走入這些人所生活的社會的內在構成、運行機理、文化精神和相關特質，二者相互呼應、融合，才熔鑄成真正有血有肉的歷史，也才能給後人更多的教益和啟示。
內地對於湖南的研究最早以及成果比較突出者，不外是拱衛清朝中興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軍著名人物，推動湖南成為全國戊戌維新樣板的譚嗣同、熊希齡等改革派人物，領導辛亥革命數度功成的黃興、宋教仁、蔡鍔等革命派人物，以及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等締造新中國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稍後以至於目前，又逐漸擴展到屈子學、濂溪學、船山學、毛學以及湘學，更擴大到湖南通史、斷代政治史和社會史等更為廣闊的面相。國外及港台地區的學者也大致遵循了這一路徑，較為突出的，有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張灝的譚嗣同的研究（還有與湖南淵源頗深的梁啟超研究），有台灣著名學者張朋園的湖南區域現代化研究（張氏對梁啟超也有精深研究），更有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等的毛澤東研究，還有較綜合性的新著美國學者裴士鋒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即使是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博士在其《論中國》一書中，也多次提及湖南人物和湖南地域的一些特點，湖南人文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上述這些，要麼是單個人的要求，要麼是某一學派的研究，要麼是某一斷代的研究，即使是貫通性的研究，也多是基於一條一線脈絡的梳理，全時段、大跨度、綜合性的湖南社會史研究則付之闕如，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日讀到周秋光先生等撰著的《湖南社會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洋洋110餘萬言，時跨古今，容包萬象，可謂是了解和認識湖南人文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通讀該書，不僅領略到了湖南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也更增添了湖南地域文化的獨特魅力。相信該書的出版，又會推動新一波研究和開掘湖南區域歷史文化魅力的新的熱潮。
該書較之以前的研究有以下特點：
一是濃郁的問題意識。周秋光先生從事文化社會史研究三十多年，久有系統研究湖南區域社會史的夙願，不僅是補苴學界研究之缺憾，更是立下明確的探究湖南地域獨特文化魅力的治史取向。正是他所說的本書的「特色」，「主要是梳理出湖南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富有典型性、啟示性、影響性的特徵」，其中包括湖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晚清湘人的湘軍情結、湖南冠絕全國的維新與守舊之爭、湖南近代引以為傲的人才群體現象等等。集中於這些頗為令人關注的「湖南之問」，一方面是學術研究所崇尚的濃郁問題意識的彰顯，另一方面是作者學術研究的強烈現實指向和責任感，「讓今天的湖南人對自己的省情有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為當今湖南社會發展提供理性思索與經驗借鑒的素材」。
二是嚴謹的編撰架構。社會史由於其包羅萬象的特點，因之艱於創作，學者多視為危途。一難於其資料的瑣屑或缺漏，無以形成系統；二難於搭建起一個綱舉目張、一以貫之切合乎歷史內在邏輯的研究框架，要麼雜亂無章，要麼失之膚淺，缺乏解釋力。該書以喬志強先生的研究經驗為基礎，博採眾長，與時俱進，以社會構成、社會生活、社會控制為三大範疇，根據湖南不同歷史時期（古代、晚清、民國）的特點和重心而裁剪、設置章節，既勾勒了湖南不同時期的歷史脈絡，又突顯了湖南區域社會和文化的特點，還滲入了個人治史的心得與體會。
三是博通的歷史信息。社會是人的社會，而社會又包羅萬象，那麼什麼樣的信息既能體現社會的包羅萬象的特點，又能體現社會史的學科內涵？這就必須以人為中心來構建社會的歷史，來吸納和整合包羅萬象的歷史信息，舉凡與人息息相關的衣、食、住、行、用的物質層面，具有感情、教化、信仰的精神層面，以及風俗、規則、法律、警政等制度層面，都進入了周著的範圍。從信息的種類和數量而言，真可謂之廣博，可供讀者根據個人喜好去採擷。歷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點和價值所在就是匯通，周著將湖南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構成、社會功能、社會控制三大譜系融會貫通起來，不僅可清晰了解其變遷因由和趨勢，更能體會社會治亂之得失。從這點來看，本書對於當前的香港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