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寶民
千百年來，中國學人始終奉行「學而優則仕」的原則，把「成為帝王師」、「致君堯舜上」當成最高理想，不滿足於僅僅在學術上取得成就，還想在官場上有一番作為，於是，便想方設法往官場中擠，以達到進入仕途的目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人都有官癮，學者傅斯年就把官位看得很淡，不但不主動跑官、要官，就是面對送上門來的官帽，也一概拒絕，表現出了難得的淡泊境界。
因北大校長蔣夢麟表示要加入以宋子文為首的行政院（任秘書），所以，1945年8月初，國民政府免去了蔣夢麟的北大校長一職。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佈《停戰詔書》，抗戰結束，第二天，教育部長朱家驊找傅斯年談話，要其出任北大校長，且強調說：此次任命不僅是教育部的決定，也是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意思。北大校長一職，在天下儒林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能被任命為北大校長，是相當光榮的一件事，但傅斯年卻拒絕了，他向朱家驊建議：由遠在美國的胡適回國出任北大校長一職，自己只在胡適大旗下敲敲邊鼓、跑跑腿。對於傅斯年的拒絕，朱家驊感到很為難，他對傅斯年說，這是最高領袖的旨意，自己不好更改，如果執意不肯就職，那你得自己向蔣公奏明。傅斯年深以為然，便於1945年8月17日上書蔣介石，以「賦質愚戇，自知不能負荷世務」、身體「逐年迫切，醫生屢加告誡，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等原因，建議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蔣介石見傅斯年說得懇切、只好同意。傅斯年拒絕出任北大校長，除了尊重胡適在當時學術界的分量之外，也說明他真的沒有官癮、只想一心從事學術研究、不想管理具體的行政事務，所以，放棄了別人求之不得的當官的機會。
有一次，蔣介石與陳布雷聊天，談到了「國民政府委員」一事，陳布雷說：「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國府委員者，黨內外皆如此。」蔣介石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說：「他怕不幹吧。」蔣介石說：「大家勸他。」這件事傳到傅斯年耳朵裡後，他立即給陳布雷寫了封信，請他「不要開這樣的玩笑。」聲明自己不過是一介書生，處理行政事務不是自己的專長。
有一段時間，坊間紛紛傳言傅斯年將出任教育部長，傅斯年除了向外界做解釋工作外，還用一個辦法使傳言不攻自破：1946年2月6日，傅斯年10歲的兒子傅仁軌自李莊給傅斯年寫了一封家信，信中寫道：「方纔媽對我說：『大約六月裡我們可以到美國去，你高興嗎？』......可是我覺得我們家庭經濟很困難了。我和媽可以不去，但爸爸的病是需要治好的，所以您一定得去......」傅斯年把兒子寫的這封家書交給了《大公晚報》的編輯，由《大公晚報》在3月5日刊出，編輯在所加的前言中寫道：「......這裡提及傅氏即將出國事，按傅氏心廣體胖，患了嚴重血壓病症，因在中央研究院服務已歷十八年，故該院擬送其出國治病......」傅斯年這麼做，絕不是為了顯示兒子的才華，而是為了消除自己將出任教育部長的傳言，學者夏鼐在日記中的記載說明了傅斯年此舉的真實用意：「今日《大公晚報》登載傅先生小公子致傅先生一函，其中提及傅先生6月中將出國，蓋由於外間傳其將任教育部部長，故借此闢謠也。」學者岳南就此事評價道：「由此可見傅斯年處理此事的良苦用心，指東打西，巧妙安排，其高明之處絕非一般人所能及也。」
傅斯年之所以不願意做官，是因為在他心目中，對學術研究的興趣超過了做官的興趣，1946年2月19日，傅斯年曾給董作賓寫過一封信，在此信中，傅氏表達了「決不做官」的態度：「弟自三日來重慶，一直未回，心中極度不安。惟有一事聲明者，即弟決不去做官，在任何情形下不為此也。亦不離研究所入北大，目下只是為人拉夫，而定明是短期也。適之先生下月可歸，所以我對北大的責任四月也就結束了。......弟最後聲明一語，決不捨研究所而做官......」
傅斯年不願做官，除了醉心於學術研究、不想受行政事務的干擾外，更主要的，是想保留言論的自由，因為當了官兒之後就不能隨便說話了，特別是就不能隨便批評政府了，這是「傅大炮」所不能忍受的，1946年3月5日，傅斯年給妻子俞大綵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說我做官的話，是這樣的。謠言歸謠言，內容也有原因。中共向我說『我們擁護你做教育部長』，我說：『我要言論自由，向來罵人的，今天不為人所罵。且我如果要自盡，更有較好的法子。』......你想，我罵人慣的，一做官即為人罵，這是保持言論自由。做個『一品大員』（國府委員），與那些下流同一起，實受拘束，這是行動自由。你放心，我不會沒出息做官去。我不是說做官沒出息，做官而不能辦事，乃沒出息。我如何能以做官『行其道』呢？」1946年3月27日，傅斯年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在信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頃間侍座，承以國府委員之任......知遇之感，中心念之。惟斯年實一愚戇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蓋平日言語但求其自信，行跡復流於自適，在政府或可為政府招致困難，在社會偶可有報於國家也。」
那麼，傅斯年是不是什麼官也不做呢？也不是，在抗戰期間，他曾當選為國民政府參政會參政員，且連續多年當選，但這與他「無官癮」的性格並不矛盾，在給蔣介石的信中，他這樣解釋道：「參政員這事，亦緣國家抗戰，義等於徵兵，故未敢不來。今戰事結束，當隨以結束。以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力，如此而已。」
傅斯年拒絕做官的選擇，讓我們看到了他精神世界裡純真的一面、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凜然傲骨。在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日益嚴重的今天，傅斯年的這種選擇就更顯得高貴，這樣的人格修為，無疑值得我為之投去敬仰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