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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瞬間:白居易對李世民的歌功頌德

2017-01-14

■ 龔敏迪

《續資治通鑒》載:宋太宗曾興致勃勃地問侍臣:「我比唐太宗如何?」左右近臣自然無不交相稱讚,唯有李昉不置一言,還吟誦起白居易歌頌李世民的詩句:「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給宋太宗當頭潑了一盆涼水。

不過後人對於白居易的歌頌發出了疑問,因為「怨女三千放出宮」,放出的都是他老爹李淵的女人,又不是他自己的女人。《資治通鑒》記載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李世民說:「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間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李百藥說的「往年雖出宮人」,是指二年前的武德九年,李世民剛奪了帝位,就下詔說的:「宮女眾多,幽閟可愍,宜間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這人。」李淵的宮人,曾是李世民、李建成都要拉攏的對象,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拿她們來出氣,並用以為自己收攬人心,又屬理所當然。

對於「死囚四百來歸獄」的不以為然就更多了,歐陽修的《縱囚論》就說這種不近人情之事是:「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如果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後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這種事之前發生過多次了,清人趙翼的《孩余叢考》指出:縱死囚歸家始於後漢的馬援,自後漢、兩晉、南北朝至於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餘次。比如南朝宋東陽太守王誌縱囚、北齊兗州刺史張華原縱囚、北周上州刺史蕭撝縱囚、隋初齊州慘軍王枷縱囚、唐初萬泉縣丞唐臨縱囚,無非都是作秀而已。清代王夫之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於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王夫之以為當時,「法令密而蘆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麼可能不乖乖回來?連朱熹也說:「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功耳。」於是,白居易的歌功頌德就要被人詬病了。然而,人們往往不能理解,文學性的宣傳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微妙關係,文學性的宣傳為的是當下的一時性,其很多細節往往經受不起歷史真實性的考證。白居易說的是「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拿一百九十年前的事來說的,是他對於所生活的元和年間現實的不滿。開國皇帝高祖、太宗的事,常常被大臣們說成「祖宗之法」,用以堵繼承者的口是有很多好處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批評的,一批評就危及繼承者自己的地位,所以歌功頌德總是必須和不會錯的,經過了一百九十年的歌功頌德,它們的真實性和正義性也已經不容置疑,虛假的也成了真實的了。所以白居易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子孫就是心知肚明李世民的把戲,也只好像開飯店的那樣,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落在食客飯菜裡的死蒼蠅吞下肚裡去,更何況當時的唐憲宗未必能看透李世民玩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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