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愛玲
夏日，偕友去常熟沙家浜新四軍抗日游擊根據地采風，在春來茶館，得知這裡是著名報人馮有真故里。久聞馮有真文章了得，且倚馬可得，還是中國採訪奧運第一人，便想去故居看看，但無果，不免唏噓。
馮有真1905年誕生於江蘇常熟西港鎮一家貧苦人家，靠親友資助才得以上學。因讀書刻苦、學業優異，順利考取美英基督教會在杭州創辦的浙江名校--之江大學。畢業後正逢北伐興起，馮有真投筆從戎，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一師政治部宣傳部，1928年調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他敏於思考、勤於筆耕，文筆流暢、發稿快捷，先後報道過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多屆重要會議和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大典，受到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賞識，升任中央通訊社採訪部主任，兼《中央日報》特約記者。
馮有真從小酷愛體育，在之江大學曾是校足球隊主力前鋒。1934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精通英語、任中央社南昌分社社長的馮有真被派隨中國代表團採訪。當時，有「東亞病夫」之稱的中國積貧積弱，體育事業更是落後，在國際上毫無地位。為了採訪，一次馮有真只好裝扮成日本記者才得以進場，這些讓他真正領教了「弱國無體育」的辛酸與無奈。
1936年6月26日，馮有真隨中國體育代表團乘意大利客輪從滬起航，採訪柏林奧運會。運動員加隨行人員達百餘人，馮有真深感責任重大。當時國運不昌，坐不起飛機，客輪橫渡大西洋需要28天，在海浪顛簸的漫長航程中，他與大夥打成一片，深入了解每位選手的專長，寫出數萬字《世運代表團隨征記》系列報道，第一篇《我國體育史上劃時代壯舉》趕在奧運開幕前夕在上海《申報》刊出，吸引了大批讀者。文中稱：「這是我國體育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大事。辭別上海碼頭時幾千歡送者歡呼吶喊，鏗鏘的軍樂聲和陣陣爆竹聲，加以翱翔在天空的飛機，使大家情緒高漲到極度。當郵船拉響啟航的汽笛，碼頭上與船舷上送行者與遠征者忙亂拋擲五色綵帶，交織成一張充滿熱情的羅網......這一幕熱烈感人景象寄託了全體國民對中國體育代表團的真情祝福與期盼！」那次中國代表團參賽項目包括籃球、足球、田徑、舉重、游泳、拳擊、自行車等。大凡中國選手取得哪怕一點點成績，馮有真就詳細採訪、迅速報道，讓國人分享喜悅。籃球預賽中國隊以45：38打敗法國隊，他連夜趕出《我國籃球隊勝法詳情》特寫，向國內報喜；田徑賽中我運動員多被淘汰，惟撐竿跳選手符保盧獲決賽權，馮有真又作了生動報道。最有希望奪獎的是「飛人」劉長春，可惜由於28天海上顛簸，劉終因體力消耗太大而名落孫山，馮有真無奈地流下熱淚。中國隊唯一受觀眾喝彩的是武術表演。馮有真在報道中云：「傅淑雲的一招一式，敏捷利落身手不凡，如龍騰、似虎躍，神韻橫生，贏得陣陣掌聲和喝彩。二十歲的劉玉華飛步上台，從背上刷地抽出雙刀。那掄劈大舞渾似錢塘秋潮、洶湧向前......」《中央日報》還以「編者按」點評道：「特派記者馮有真的報道富有章回小說之味道！」
除新聞稿外，馮有真還發回大量現場照片。《中央日報》也因馮的精彩報道銷量大增。儘管中國隊未獲任何名次成為遺憾，馮有真在報道中剖析的失敗原因，令人反思。閉幕前夕他揮淚寫下最後一文《我代表團全軍覆沒》，直指：「我國參加世運會最大教訓，為選手的體力問題。與外人相比，強弱立判，殊堪憂慮。」他認為「運動之技術優劣尚為次要，成功與失敗更無所用其悲觀。而體力之羸弱如此，實為我國前途寒心」，句句箴言，擲地有聲，他對「弱國無體育」深有體會，企盼中華強大之心呼之欲出。
針對一些西方媒體以短評、漫畫形式幸災樂禍地對中國隊諷刺挖苦，馮有真在文中大聲疾呼：「切盼國人今後奮發，徹底改進體育：第一，特殊運動人才固宜培植，但宜求普及；第二，必須切實發展民眾體育，體育人才大量生產，必有良材出現；第三，殷期政府設法提高國民健康標準；第四，注意童年體育發展，使之有紀律、有系統進展，俾達完滿地步......」結尾更呼籲：「庶幾將來我國體育於國際舞台上有揚眉吐氣之一日！」80年後的今天，重讀馮有真留下的文字圖片，實乃研究世界奧運史和我國體育史難得的珍貴資料，他的卓見和預言也被歷史所證實，其拳拳愛國之心令人扼腕感動！值得一提者：馮有真思想進步、傾向民主，崇尚新聞自由、反對「言論一律」。1927年老蔣「四一二」政變時，他就冒險救過中共「紅色間諜」華克之。七七事變後，他堅持抗日，卻因「言論過激」受到上司訓誡。同事勸他「好自為之，免得引火上身」，他卻不改初心，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大為不滿，怒而寫了一篇述評，直指「必須堅決實行抗日，挫敗日本侵略野心，寄希望於國聯（國際聯盟）乃不切現實的幻想」，此稿當然被《中央日報》頭頭槍斃，令馮有真大為窩火、大病一場，只因其才氣超群而未遭除名。
全面抗戰爆發後，一心報國的馮有真再也無暇顧及體育了，身為國民黨中宣部駐上海專員，他衝上淞滬抗戰前線，槍林彈雨中冒死採訪，成為一名勇敢的戰地記者。由於他堅決抗日，曾多次險遭日寇暗殺。不久他奉命到皖南屯溪當東南戰區宣傳專員，兼負責《中央日報》安徽版，為國共合作抗日作出積極貢獻。重慶國民黨七中全會期間，馮有真發動在皖的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百餘名聯袂致電國民黨中央，揭露留滬的國民黨要員和文化漢奸張善昆的賣國言行，請求予以嚴懲。陳果夫卻以中央組織部長名義責難馮有真，令馮對「黨國」再度失望。抗戰勝利後，馮有真返滬，復辦《中央日報》上海版，面對內戰形勢自是憂心忡忡。
馮有真對國共孰是孰非和中國命運早已看清，但基於種種原因已身不由己。即便如此，他的正義感也從未泯滅。1947年5月，《文匯報》女記者麥少楣因報道「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而遭特務綁架。麥少楣好友陳香梅女士請求馮有真出面營救。身為國民黨新聞高管的馮有真二話不說挺身而出，使麥少楣很快獲釋。數十年後陳香梅仍對馮的情誼念念不忘。1948年秋，四面楚歌的國民黨將《中央日報》遷至廣州，任命馮有真為該報社長。「臨危受命」的馮有真五味雜陳，卻無法擺脫這一「魔窟」。這年12月21日，他搭機從上海飛香港去羊城，不幸在距港島40英里的巴塞爾島突發空難，43歲的馮有真等36位乘客全部罹難。一代名記英年早逝，這是他的不幸、也是民族之悲之憾。馮有真地下有知，目睹今日中華國力之盛、體壇之盛、百事之盛，當不再遺憾、含笑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