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輝
《經濟學人》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所著《西方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West），最近出版了，他因而撰文指全球化大有問題，他從列寧（Vladimir Lenin）說起：100年前民粹主義造反者在蘇黎世策劃布爾什維克革命時，寫了一本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的小冊子，解釋為什麼革命已箭在弦上。
他在文中又提到兩卷本巨著《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作者奧斯瓦爾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說的西方其時還沒有北約和歐盟，西方指向歐美文明；他認為那是時代最大的問題：自2001年以來的外交事務、2008年以來的經濟事務目睹眾多的挫敗之後，全球最富裕的西方國家正日走下坡，而衰落極可能源於不斷崛起的民粹主義。
「全球化」一詞乃問題的核心，那是民粹主義者所埋怨的對象，乃新怪物：一套超越國家控制的貪婪的權力、將環境塑造得符合遠方外國人利益的經濟力量；換言之，全球化已變成新帝國主義，透過列寧及很多反全球化主義者所言的金融資本、剝削機制而形成的不安全感及無力感。
從中可反映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寫作建議：能用短詞時，就別用長詞；「全球化」一詞的創造者要負很大責任；如果當初聽從奧威爾的建議，採用「開放」（openness）一詞，或早已弄明白了；「全球化」易於招民粹主義者憎惡，其怪異之處意味着努力讓一切皆變成全球性，謀求超越國家的世界性，雖然一些企業將全球化納入戰略規劃，但並沒有任何公共政策變得「全球化」；全球國家沒有一個將全球化確立為行動目標--除了英國，但英國要退出歐盟了。
他認為「全球化」僅為結果，而非目標；全球化政策包括對貿易、思想、資本、文化的相互影響以及移民的開放；二戰後初期，當貿易自由化及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俱靠美國及西歐時，基本上只是跨大西洋關係的問題，儘管作家出身的法國政治家尚-雅克．塞爾旺-施賴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提醒人們，要時刻警惕美國挑戰，其時美國跨國企業更善於利用新興的泛歐洲市場。
跨大西洋關係接納時代的經濟奇蹟日本，隨着對外積累起愈來愈大的順差，在上世紀80年代《新聞周刊》將索尼（Sony）收購哥倫比亞影業公司（Columbia Pictures）形容為「買下美國的部分靈魂」，日本很快被貼上「不公平」貿易國的標籤。
湯瑪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的書，題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雖然大多數人俱知道他的言下之意，除了約10億印度人仍生活於貧窮處境，世界顯然崎嶇不平；如今全球化倒退了，過去70年間為維持和平、促進開放而建立的大量西方機構如世貿組織（WTO）、歐盟、北約、各種聯合國機構備受抨擊；當局勢艱難時，指責全球化的貪婪就成為誘人選項，其實應該對問題作出恰當的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