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鳴
大學問家如李歐梵、劉紹銘等人不識「知識分子」,只識「知識份子」,那不足為奇,蓋同志多的是。日前翻書齋,翻出兩部書,書名寫的都是「知識份子」,那就令我大搔其頭。本人頭髮日漸稀疏,就是這樣被搔薄的。
第一部《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解》(台北:環宇出版社,一九七零年七月初版),主編者為「大學叢刊編委會」。第二部《知識份子12講》(台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版),標「余英時、李亦園等著」。這兩書的篇章都是選輯而來,當中不乏名家,如第二部的余英時和李亦園,都是赫赫有名之輩,都是有學問之人。可是,他們為什麼要寫「知識份子」呢?同時,強調、奉行「身分證」的台灣,這書竟來個一字兩制!
不錯!一字兩制。
《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解》中,大多數的作者都寫作「份」,例如金耀基:「總而言之,中國現階段的知識份子(指狹義的)的角色在一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很難自我辨識......」再如張系國,題目已是〈知識份子的孤獨與孤獨的知識份子〉;又如何秀煌的〈政風.教育與留學生〉,俱用「份」,甚至連「一部分」都用「份」!當年的少年朋友馮耀明、甄燊港反駁何秀煌的文章時都用「份」,「知識分子」、「一部分」也用「份」,據此「知識技術份子」當然是用「份」了!
無論文章如何擲地有聲,「份」「分」不分這硬傷,就可看出閣下學問實在差了一點。
回頭說說前面所云的「一字兩制」。這書大部分都用「份」,但亦有用「分」的,如杜維明的〈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劈首就「分」:
「固然,知識分子不同於專家學者。但是知識分子能夠學無專長嗎?」
同書又輯了他另一篇文章:〈爭取國際學壇的發言權〉,內有云:「五十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飽受內憂外患的摧殘......」這個杜維明,看來是「分」之到底了。同書陳張素珍不知何許人也,有文曰〈留美學生不可狂妄自大,不可亂寫中文文章〉,內文便用「知識分子」。她的題目曰「不可亂寫」,確是語味深長,勿亂寫「分」為「份」也。
至於《知識份子12講》,卻是滿紙都是「份」。作者都是首屈一指的名家,李英時、李亦園之外,還有:陳映真、蔣勳、傅佩榮、沈君山,何懷碩、楊國樞、聖嚴法師、南方朔、高希均、蕭新煌。這書是「一字一制」,或曰:這不干作者的事,而是編者的「一字孤行」,將「分」的全改為「份」?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份」「分」不分,於今尤烈,再不糾正,恐會「習非成是」,「身份證」「約定俗成」之後,「知識份子」也被目為「正」,反轉過來,「知識份子」會大聲指罵「知識分子」為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