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寶民
抗戰時期，為形勢所迫，傅斯年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及梁思成和林徽因所在的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遷到四川南溪李莊鎮辦公；時逢中國最艱苦的時期，而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兩家兩人患病--不但梁思永患病，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也臥病在床，加之物價飛漲、生活無着落，一時陷入困境。傅斯年雖與梁家沒什麼深交，但他是一個熱心的人，見梁家生活困頓，便主動出手、多方相助。在給董作賓和梁思永的信中，傅斯年針對梁家的困難，提出了大、小兩個解決辦法，其中小辦法為：「將思成改聘為本所兼任研究員，月支薪百元或百數十元，聲明不在他處支生活輔助費，即可在本院支生活補助費矣。」就是說：將梁思成聘為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這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為他發薪水、以解決梁家生活的困境。傅斯年提出的這個「小辦法」，後來得以實施，但出乎傅斯年等人意料的是，梁思成每月得到這筆補助後，並沒有心安理得地一家人獨享，而是將其算入營造學社收入，與營造學社所有成員共享。這種無私精神，讓傅斯年等人肅然起敬，因此，在給朱家驊和杭立武的信中，傅斯年寫道：「思成去年為本所兼任研究員，即以其兼任研究員月薪，月百元者，算入營造學社，其為人如此，此則使弟數年中坐領參政員公費者有愧色矣。」傅斯年提出的這筆補助，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梁家的困難，所以，受助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但梁思成卻沒有那樣做，而是把這筆錢作為營造學社的收入與其他成員共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其人格的偉岸之處。
梅貽琦留學美國時，曾在家信中向二弟提出這樣一件事：「中學范蓮清先生未將藍皮書送來，約被遺失。但此書係借自高等學堂湯謫卿先生者，名Ottomans' German Grammar，倘不能尋着，可於保定取回書中找出兄所讀者（與此相同）及曾文正公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Junior Course of Composition by Nesfielld（一本，借自陸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轉交三人。吾弟宜寫一信，述說明白。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為。至於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輕情重，全其大者而棄其小者可也。」著名學者岳南先生將這一細節寫入其新著《梅貽琦傳》中，岳南先生就此感慨道：「此段最令人感興趣者，當屬借書還書一事。事雖小，足反映一個人的修養、品德、學識與為人處事的態度。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這些儒家的倫理與人生觀，此時已扎根於梅貽琦心中，並成為他日後處世的準繩和追求的理想人格。」
一個人的人格力量是否偉大，不僅在於他是否做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業，也體現在細節的善良和操守中。以上所述的兩個細節，讓我們看到了貧困中的善良和小事中的操守，讓我們感受到了偉大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