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永年
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對三星堆、對古蜀文明的研究似乎並沒產生應有的轟動效應。四川三星堆首次上規模的考古發掘是在1986年公佈的。不多久，作為對此次考古成果的祝賀，饒公便寫出了他的專著《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金沙文化》。或許被崇山峻嶺包圍的四川盆地，未看清出現在南國上空的那一抹學術靚麗，這本書直到十餘年後才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那時學術界論說三星堆的熱情已經退潮，雖然出版的書籍發表的論文數以百計，然而面對中外觀眾對三星堆之謎的困惑，一些蜀中學人依舊無奈，只好用「未解之謎」去搪塞全世界的嘴巴。
其實饒宗頤教授早就是解謎人了。他對三星堆、對古蜀的研究，入木三分，獨具灼見。有路標的功能，有鑰匙的作用。他從對古代文獻的顯考着手，為探索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不少的鋪路石。早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中國內地學術界完成首次探源工程之後，面對海外學人的質疑，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似乎有所省悟，提出要到古蜀，到三星堆去尋找答案。耗費巨大的第二次探源工程已經好幾年了，據說就要公佈結論了。若是依舊看不到古蜀，看不到饒公的見地，恐怕對五千年以上的華夏延續文明一說，也難以在學術邏輯的框架下完整其線性敘述。
上述預測當然只是筆者個人的以為。筆者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嗎？非也。在下只是一個收藏古蜀玉器的七旬半翁，一個年輕時寫詩至今還愛想入非非的半罐子文化人。不過筆者在過去近十年的慘淡經營中，以炎帝為視窗，以古蜀為焦點，以古玉為證據，以祖源記憶為切入點，以祖先文化元素為指路標，以古籍中的「節點」、「熱點」和「疑點」為抓手，經過獨立思考、邏輯過濾、考古印證、民間藏品信息的補充，沿着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去探索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和古蜀三星堆文明的來龍去脈。指出舉世無雙的古蜀三星堆文明，不是來自中原，不是來自西方，更不是天外來客，是中國上古史中炎帝文化線在蜀地的最後輝煌，是「龍的傳人」由東向西遷徙，在蜀地的空前發展。在我探索的關節中，饒公對三星堆、古蜀研究的成果，給我指引，令人清醒。
十年磨一劍，拙作《祖源記憶：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古蜀三星堆來龍去脈的指引》殺青後，先有原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尹明善先生的鼓勵與資助，後有四川新華文化公益基金會的首肯與促進。巴蜀兩地的攜手支持，我那本近500頁的拙作得以出版應市。吃水不忘挖井人，特作此小文，報告饒公的學問是如何哺乳筆者的認知。
一、饒公對「三危」概念的重新界定，使我對炎帝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最終進入古蜀地的猜想，找到了古籍應照和地理支撐。
「竄三苗於三危」是遠古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節點。危概念在商的甲骨文，在周的詩典上都多有出現，並多與古蜀的羌、氐有所關聯。以往的學者都將「三危」視為一危，將其地望指向敦煌附近。敦煌與蜀地距離萬千里，在遠古，如此博大的空間中史實若要形成互動，恐怕很難通過邏輯驗證。饒公以甲骨文上出現的多個事例為依據指出：「疑古時危方版圖甚大，危方之外，又有上危下危，合稱三危」。選堂先生還將下危的地望看到甘肅南部和青海的黃河南岸。這樣一來，我清醒了，三危非一個點，乃是「漫長一線」，我的聯想有了翅膀，可以去到《山海經》中遨翔了。
二、饒公對「夷」概念提出了獨到的闡釋，為我對古蜀重要種姓氐人的源流探索豎起了路標。
伴隨「竄三苗於三危」是「分北三苗」。古代中國出現「夷」概念，炎帝的種姓和文化在「夷」概念中傳承。使「炎黃子孫」的認同有了史實證明，夷與夏，炎黃子孫的血緣大混雜、祖源大整合、文化大交流。夷對夏的「不侵不叛」，夏對夷的「用夏變夷」、「學在四夷」，構建出有聲有色可歌可泣的華夏五千年以上的延續文明史。
關於「夷」的讀音，饒公認為：「與、於皆喉音魚部字，夷與同屬喻母，『與』可能是『夷』之對音。」選堂老的指認邏輯是，四川岷江上游茂縣牟托村戰國石棺葬出土有陶鼎，其銘文有「與子」二字。進而，「與、於皆喉音魚部字」。對此筆者的拙作以為，饒公提出了「魚部字」，但沒將「夷」與「魚」直接掛鈎，大概「與子」有考古出處，方才將「與」「夷」間接指向「魚」。筆者乃界外之人，「牛犢」、老牛都不怕虎，斗膽提出「夷」即「魚」的轉音。「夷」概念的「魚」，已不是形而下的魚，而是形而上的魚，是炎帝後裔在「竄三苗於三危」的大時段後期，在長江中上游地域所創新的一種祖源指向。對此，《山海經．大若西經》已有暗喻：「互（氐）有魚偏枯，名曰魚婦。......蛇乃化為魚，是謂魚婦，有互（氐）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氐人，是能上下於天」。請注意，「蛇乃化為魚」的提法，可不可以理解為紅山文化期的龍（蛇）已傳承轉化為龍山文化期古蜀的魚（夷）。
饒宗頤教授還在甲骨文的顯考中，提供了古蜀地的「魚羌」證據。所以筆者才猜想，這些將祖源指向「魚」的夷人，在古蜀地的大渡河流域建立了氐人國，與古蜀的「瞿」地北來的羌人，構成了「蜀為氐羌國」的數千年歷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