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前中國駐美國使館參贊
中美兩個大國經濟利益水乳交融，戰略安全利益息息相關，「和則兩利，鬥則兩害，對抗沒有贏家」，這是一條鐵律。期望美國對華政策回歸理性務實，用行動緩解貿易爭端和摩擦。特別是台灣問題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應根據既定原則妥善處理，不要老玩「台灣牌」，以免玩過頭。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一起推動兩國關係走上互利共贏、行穩致遠的正道。這是兩國人民的期盼，也是國際社會的呼喚。
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對華罕見示好；進入新的一年以來，態度突變，對華罕見強硬，甚至發難。在經貿領域，特朗普一度嚴禁中興公司等中企在美開展業務，提出要對超過1,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在戰略安全領域，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本屆美國政府頻踩中國戰略紅線，前所未有地嚴重挑戰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將中美關係引向對抗邊緣。
美國政府對華態度急變、逆變的深層次原因，是在國際戰略格局深度演變背景下，以單邊主義和排外主義，以及對華強硬為特點的共和黨右翼保守派和社會民粹主義得勢。他們認為中美實力消長已接近「臨界點」，頻添戰略焦慮；美亟須出手加重對華遏制，以挽回自身頹勢。
美對華戰略焦慮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深恐中國國力加速趕超，行將取代美國「百年老大」的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確實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年均增速是同期美國的3倍多，不斷縮小同美國的差距。1992年，中國GDP不到美國的7%，到2017年已佔到美國的67%。儘管中國的總體國力同美國仍有很大差距，但他們從「零和博弈」出發，認為中國對美國「單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威脅「迫在眉睫」，激增危機感和對華疑忌。
二是深恐中國社會發展模式愈顯優勢，將終結已主導世界幾個世紀的西方模式。
中國堅持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跨越式發展，用幾十年時間實現西方用上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目標。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成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和讚許。不少國家尤其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參考和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與理念。
而西方經濟長期不景氣，近年更連續爆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反映了西方的政經模式陷入困境，明顯走下坡路。他們擔心中國的政經模式和中華文明可能超越其賴以安身立命的西方體制模式和西方文明，更感焦急憂慮。
正是在這一情勢下，特朗普在2017年夏訪歐時提出「保衛西方文明」、「保衛西方價值觀」的口號。這種擔心其實是「杞人憂天」。現在西方模式雖影響力下降，仍是世界的主導模式。中國模式影響力雖有所上升，但沒有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主導模式。從趨勢看，未來世界的社會發展模式與文明不會是「中國化」，也不會是「西方化」，而將呈多元化和多樣化。
三是深恐中國取代美國主導國際秩序。
現在中美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確呈此消彼長態勢，這是由兩國實行不同的外交政策造成的。特朗普指責中國是「修正主義」，認為中國要改變既定的國際秩序。這純屬主觀臆斷，有違事實。中國一貫恪守國際法理，是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忠實遵從者和堅定維護者，沒有能力也無意願主導國際秩序，更不會「另起爐灶」另搞一套。
特朗普對華態度「陰見微晴」
特朗普對華政策急變、逆變並不出人意料。特朗普本身就是帶有濃重民粹主義色彩的右翼保守派人士。他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第一」，本質上是「唯美獨大」和「唯美獨霸」，因而比其前任更加露骨地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他站在共和黨右翼保守派和社會民粹派一邊，把日益崛起的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加以重點防範與強化遏制，是由其本質決定的。
最近，美對華政策又有所變化，這次則是朝着正面方向回擺。特朗普表示要解禁中興公司在美的商業活動，並在中美經濟團隊第二次貿易談判中，可能修改前次談判時提出的過高與苛刻要求，使之可能取得積極成果，從而可能避免貿易戰。
特朗普對華態度之所以「陰見微晴」，主要有兩大因素。其一，特朗普是一個商人，特別重利。去年他對華示好與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實現「外交突圍」，提升了在國內的支持率。這次面臨中期選舉，是對他總統生涯的嚴峻考驗。他想以對華「先壓後拉」的策略，贏得更多更大利益以抬高聲望，助共和黨贏得選舉。
其二，中國妥善應對，效果良好。中國堅持原則，抵制壓力，拒絕高要價，堅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使無理施壓者佔不到便宜。同時，中國注意照顧美方的訴求與關切，特別是中國採取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重大措施，更有利於吸引外資和擴大進口，有利於推動特朗普政策轉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