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鴻博士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中美當前的貿易摩擦，並不是傳統的貿易戰，核心問題不是貿易糾紛，而是美國要保住世界霸主地位。上次國際上大型的貿易摩擦，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日美貿易摩擦，其性質及發展過程與今天中美貿易摩擦有許多相同之處，現在特朗普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亦是當年與日本進行談判的主力。因此，日美貿易談判，對中美貿易摩擦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依照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中美貿易摩擦或可分兩個部分。
日本的前車之鑑
一、日美貿易談判乃至貿易戰。也是從美國貿易的逆差入手，美國也用關稅保護手段，以至限制日本產品進口，控制日本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定價。日美之爭因日本政治、軍事依賴美國，經貿不能獨立自主。故此，談判一面倒，美國予取予攜，日本不敢展開貿易戰對抗美國。或許正是日本輕易屈服，令特朗普認為，中國早晚亦如日本一樣屈從美國。
美國在關稅、限制日本進口和定價方面取得全面勝利之後，日美貿易摩擦進入結構談判，亦即是美國要求日本從經濟結構乃至政府體制、經貿企業等各種制度上轉變，從根本上消除日本對美國外貿順差的結構與制度根源。結果，雖然美國未能根除日本對美的貿易順差，但能大幅減少。當中最關鍵的是，日本屈從美國，二次大戰後建立起來行之有效的經貿體制、發展戰略全面修改。
日美貿易談判進入結構調整，反映美國對日貿易戰，目標不在於消除貿易逆差，而是要日本按美國的政治、經濟要求和利益全面改變。即如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治宣傳那樣，按照美式現代化模式，重塑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把日本價值完全變成美國價值。可見，日美貿易摩擦從一開始便包含改變日本體制的政治目的，並不局限於貿易領域。
二、令日本體制轉變的突破點在金融領域。首先，1985年的廣場協議，令日圓大幅升值，導致日本經濟、企業制度的連鎖反應，不只製造資產泡沫，更驅使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從根本上削弱日本企業植根本土的各種制度配套。（包括著名的年功序列，一種鼓勵員工在一間企業工作至退休的制度。）日本最初以發展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來應對美國的施壓，1997年金融危機後亦撤銷有關計劃，不得不依從美國的要求，推動金融體制大爆炸式開放，全面轉變了日本金融體制，動搖了日本的基礎。
在日本金融體制的變動過程中，無論是日本資產泡沫、海外併購（集中於美國），乃至後來的國際日圓套利投機，背後的主導者正是美國，得益者也是美國。日本戰後幾十年辛苦積累下來的民間儲蓄，一下子被美國轉移掠奪，造就克林頓時代的興旺繁榮。
也正因為金融的突破和產生的暴利，使美國有實力和信心繼續推動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全面改變日本在二戰後行之有效的發展體制，日本經濟追趕美國的勢頭被打破，反而擴大了兩國的距離，鞏固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世界霸主地位。
消除貿易逆差只是藉口
中美貿易摩擦，是美國保住世界霸權的必然發展，外貿逆差只是一個導火線和藉口，以此爭取美國民眾的支持。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一直沒停過維護霸權地位的戰略行動。美國接收大英帝國和歐洲老牌殖民國家的海外資產，然後發動冷戰，遏制蘇聯，圍堵中國；到後來轉為拉攏中國，對付蘇聯；在日本興起後，直接打壓。如今，美國對付中國、歐盟的戰略，其實一脈相承，其來有自。
從日美貿易摩擦的歷史演變可見，中美貿易摩擦絕不局限於貿易衝突，難以指望通過符合國際規則的談判來解決，貿易戰只能以戰止戰。美國即使在貿易戰一時失利，但其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政策不會改變，也不管是否由特朗普當總統，或共和、民主兩黨誰主政。
美國保世界霸權的政治目的不會改，行動也不會停，除非美國被徹底打敗，國內民意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