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多年前，羅孚先生在北京《讀書》雜誌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你一定要讀董橋》，影響很大。董橋本來名聲就很響，但這篇文章更讓他，特別是在內地文學圈風傳。而我，本來就是董橋粉絲，也就越發感到親切了。
當然也有人偏偏唱反調，也正常，這世界，對於閱讀感覺，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你寫你的，他說他的，也就是了。在這眾聲喧嘩的時代，只要絕大多數人覺得好，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事實上，牛津出版社出版的董橋系列散文集非常暢銷，在紙本書籍受到嚴重衝擊的當下，尤其可以窺見他受歡迎的程度。
他曾經應我的請求，為我在台灣出版的散文集《街角咖啡館》寫推薦語，他爽快答應了：「文學也有冷熱之分，冷文學出世，熱文學入世。冷文學寫門裡入定的法師，熱文學寫月下敲門的僧人。陶然的文學從來是熱文學，寫市井，寫生活，寫失落的現代人，誰都寫不出他的敏感和他的犀利。縱然走進暮春江南，陶然筆底關懷的還是人與事不是花與草。那是文學在這個新時代的新出路：不再世故，不再矯情，不再虛幻。人如其文，我敬愛陶然的真和實。」這些都讓我感恩非常。
此外，我有一篇文章刊出了，他在信中寫道︰「《出入班芝蘭》已經找來拜讀了，撩起我不少舊思，跟你一樣『具體觸摸這個夢境』了。老兄的文筆還是挺迷人的。」那是一篇寫雅加達班芝蘭的一篇散文，我之所以提起，是因為知道他和我同來自印尼，不免感到親切。他在另一封信中，曾對我說，萬隆因緣，是難得的機緣。倒不是因為他是著名作家，因而攀龍附鳳，雖然我敬仰他的文名和文筆，但對於他的鼓勵，並不當真，覺得他只不過是客氣話，他一向文質彬彬，禮數周到。我和他雖不是老鄉，他祖籍福建，我祖籍廣東，但我們都曾僑居印尼萬隆，有一段共同的經歷，雖然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但提起當年生活，大家都必定會有親切感。
那時還沒有見他，但有書信來往，我知道他忙，雖然也稱他為「董大哥」，有些冒昧，但僅尊稱而已，其實應該像別人一樣稱他為「董先生」，但又覺得有點生分，可是稱他董大哥，我擔心會不會讓人覺得有點交淺言深之嫌？但我又想，我並不是因為他是文壇才俊而故作親熱，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也因為尷尬如此，不敢冒昧提出見面，覺得做得成朋友是緣分，做不成是命定，我雖然渴望，但不強求。終於有一天，他來電話，說是雅加達的楊金蓮約茶敘，叫我和古劍一起，到銅鑼灣的「阿二鮑魚」飲茶聊天。也就是聊天而已，並沒有什麽要事，也記不得都說了些什麽。只記得當時照了相。
後來，偶然通電話，也就是問安而已，不敢打擾他太多時間。有時某些內地學者問我要他的聯繫方式，我猜想是想要研究他的作品，但我都要先問清他的意向，他是名人，即使一般人，這樣做也是尊重和禮貌，只有他認為無妨，我才照辦。
有一次，他宴請一些文壇朋友，到中環陸羽茶室晚餐，飯菜豐盛，高朋滿座，多數認得，也有個別不認識。散會後，三三兩兩各自離去，我從陸羽下去，和董橋走了一段路，到中環地鐵站附近，分手。暗夜中，互道珍重，暗夜的風拂來，有些涼意了，地鐵站人流不斷，雖然不是高潮時段，但是匆匆的乘客依然不少。我回頭一看，只見董橋的背影，在皇后大道中的街燈下，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