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人類的演進史，是一部同各種疾病和災難鬥爭博弈的歷史。
遠的不說，僅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爆發以來，人類就先後經歷了1958年的亞洲流感、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質炎、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2015-16年的「寨卡」、2018年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等各種流行病的折磨。但之前的各種病毒雖也都有很強的傳染性威脅，因僅局限於某些國家或地區，死亡率並不很高，經濟影響也不過數百億美元。而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對人類的危害比其它病毒要嚴重得多，尤其是影響是全球性的。
抗疫缺乏國際指導性原則和標準
全球疫情還在蔓延，何時能得以遏制是個很大的未知數。
5月以來，從歐洲到亞洲、非洲、拉美，相當一批國家因經濟社會壓力不堪承受，便以新確診病例增長曲線趨緩為名，紛紛放鬆管控，重啟經濟社會活動，專家們對一些國家的疫情再次復發，迎來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憂心忡忡。
當前國際抗疫存在三大突出問題。
一是各自為策，各自為戰，尋求自保，沒有形成聯防聯控。因病毒未除，邊境稍有放鬆，人員稍有流動，即會發生輸入性交叉感染，以致前功盡棄。
二是對新冠病毒疫情缺乏合作研究。目前一些國家的疫情的緩和不是因為消除了病毒，而是把病毒驅趕到了更加隱秘的地方，帶來更多的隱秘性傳播。
三是對究竟如何制服病毒和消除疫情沒有國際指導性原則和標準，對防治和醫治藥物意見不一。不僅當局意見不一，而且專家們的意見也很不一。很多國家把希望寄託於抗擊新冠病毒的疫苗，但全球疫苗開發過於分散，有的堅持生命至上，有的卻以自身利益或經濟利益為主。特朗普總統吹噓今年底前美國就能開發出疫苗，但白宮首席抗疫顧問福西強調至少需要一年時間才有可能開發出疫苗。有的說只要有疫苗就能對付新冠病毒，有的說任何一國開發的疫苗都無法保證能在全球大範圍接種有效。
現有國際組織想作為但難以作為
疫情之下全球的亂象，既是當下世界亂象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全球抗疫的極大不利。
在國際合作層面，全球抗疫至少暴露出三大問題：一是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機構，在應對疫情方面舉步維艱，時常想有所為而難以作為；二是二十國集團（G20）、西方七國集團（G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多邊合作組織，以及歐盟、東盟、非盟等地區合作組織，也因內部意見不一、訴求不同、利益矛盾，難有作為，雖然各自都開過一些會，或者不斷在開會，但主要是研究經濟救助，而非如何合作戰「疫」，且具體成果有限；三是國與國之間相互分割，缺乏合作，疫情加劇以來大多數國家關閉國門，發佈旅遊貿易禁令，力求自保，甚至相互搶奪醫療救援物資用品，造成矛盾隔閡。日本和韓國之間因歷史糾葛和貿易爭端，不僅難以在抗疫上合作，而且在疫情之間依然出現民間互懟的情況。一些國家在疫情信息披露上也各打小算盤。
加強國際抗疫合作，關鍵在於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要表現出積極的、負責任的國際合作意願和態度。但特朗普本來就堅持奉行「美國優先」的利己主義，不斷從國際組織和多邊合作機構機制中「退群」，加上美國處於世界疫情之最的處境之中，特朗普一方面自顧不暇，另一方面謀求的是盡快恢復美國經濟生產活動，提振金融市場，以贏得連任。
人們注意到，自疫情暴發以來，特朗普及其高級官員們鮮有提及國際抗疫合作，相反不斷攻擊指責他國，試圖把美國的疫情惡化責任甩鍋於他國和世衛組織。美國不僅自身缺失國際合作態度和國際領導力，而且嫉妒和攻擊別國的國際抗疫救援行動。由於美國的消極和從中作梗，國際合作抗疫行動甚少，聯合國安理會連一次像樣的抗疫會議也沒有召開過。美國這種消極態度，既不利於國際合作抗疫，也不利於自身擺脫疫情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