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香港國安法的首案被告唐英傑，不服律政司司長指示案件不設陪審團審理，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高院20日頒下判辭，指出在新模式之下，國安法案件只有律政司司長有權決定是否採用陪審團，認為申請方提出的理據無一成立，裁定司法覆核敗訴。
根據國安法第62條規定，香港特區本地法律與國安法不一致時，適用國安法的規定。另外，根據國安法第46條規定，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律政司長發出的上述證書，高院原訟法庭應當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並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
律政司司長有權決定審訊模式
法官李運騰指出，雖然陪審團制度是普通法的傳統，過去高院的刑事審訊均以此方式進行，不過國安法第46條創立了「一種新的刑事審訊模式」，令高院審理國安法案件時可由陪審團或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處理。至於選擇哪種審訊模式，律政司司長是唯一決定人，在第46條下享有強制性權力。
李官又指出，陪審團審訊並非被告的憲制權利；即使陪審團審訊屬被告權利，該權利亦因香港國安法的特殊法律地位，以及第46條和第62條的規定，在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審訊中被廢除。
對於申請方認為，在律政司司長發出指示毋須陪審團的證書前，被告無機會抗辯，李官表示，國安法並無要求律政司司長在發出指示前通知被告或聽取被告陳辭，並不構成程序不當。
就申請方認為律政司長誤用香港國安法第46條，導致其決定本身不合法，李官認為「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理由已相當清晰和足夠，除非申請方指控律政司司長的檢控有不當動機，否則法院沒有基礎介入檢控決定，最終認為申請沒有合理可辯性而駁回。
被告無憲制權利選擇陪審團審理
基本法第6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香港國安法第46條的決定應歸類為基本法規定不受干涉的檢控決定，只有在律政司司長惡意或不誠實行事等特殊情況才會構成違反基本法。
眾所周知，在香港的司法體系中，被告沒有憲制權利選擇陪審團審訊。根據「蔣麗莉訴律政司司長 (2010) 13 HKCFAR 208」的案例，終審法院確認香港的刑事審訊中被告人沒有選擇有陪審團審理的權利。
其實，案件僅由法官審理，可以使案件的審理更集中在「無罪判決」的最重要證據和論據，而不是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說服陪審員，以消除他們的偏見。法官可能會比陪審團在情感上更少受到某些證據的左右；法官審理通常亦比陪審團審理更快作出裁決，較快的審判還意味着若被告聘用律師，審判費用相對較低。英國法庭、歐洲人權法院也有實施由檢控機關決定案件是否設立陪審團的權力。
香港國安法屬全國性法律，地位特殊，為高院原訟法庭處理涉及國安法的案件創立新審訊模式，突顯司法體系與時俱進。
陪審團審訊非被告憲制權利，由三名法官取代陪審團，沒有違反程序公義，並能確保被告得到公平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