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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在今年的兩會中，農民工問題成為不少委員關心的議題。要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站在社會政治理論、制度、戰略高度，對三農問題及其中的農民工問題進行根本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說，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最終途徑是實現農民市民化，當務之急是廢除具有社會歧視、政治歧視、制度歧視，侵害農民工權益、同工不同酬的農民工制度。
目前，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逐漸惡化，國內經濟下滑亦在加劇。在此雙重疊加的衝擊和打壓下，首當其衝的是農民工。隨著今年第一、二季度更加嚴峻的經濟形勢觸底前後，農民工失業待業的人數還會進一步攀升，估計在農民工失業峰值期，將可能高達3500萬－4000萬。如此龐大的農民工失業返鄉後無地可種又無活可幹，勢必成為新閒民或新遊民，而再回流城市又無工可做，四處流浪，勢必成為新流民、新貧民。如果處理不當，極易具有極大的社會危機性、社會危險性、社會動盪性。解決農民工失業就業問題是迫在眉睫的最嚴峻挑戰。這將是對執政黨和中國政府最嚴峻的考驗。
大量民工失業或釀社會問題
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產物。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產生，除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使然外，其嚴重性和特有性，是由於中國30多年的計劃經濟和農業、農村、農民為工業化作出巨大犧牲所造成；也是由於30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二元社會依舊分割的戶籍制度和束縛農民的農村土地制度仍未根本改革所導致的；除制度的因素之外，還由於對改革開放過程中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和三大差別問題（城鄉、貧富、地區差別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所致。
而且還應強調的是，近10年來，由於農民進城務工，農民工逐年大量增加，到去年已達1.5億左右；去年11月份以前，1.5億農民工因為有工可做，就業順利，他們既為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他們務工收入源源不斷匯往家鄉，對農民工輸出地的地方社會發展、農村建設也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正因為如此，這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而今，農民工問題在全球經濟危機加劇和國內經濟嚴重下滑的雙重衝擊下大爆發了。這可以說是三農問題中農民問題的集中大爆發。
鑒於農民工問題的如此嚴重性，有學者提出，三農問題已發展成為「四農問題」。其實，歸根結底，從當前中國的理論、制度、戰略和政策、措施層面上來審視，農民工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再者，從客觀現實層面看，因為受社會經濟制度和在農村有土地、戶口、家庭等因素的束縛，大多數農民工在思想觀念、社會身份認同上仍然視自己為農民、視自己在農村的家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而城市社會、市民還存在對農民工的排斥現象，視其為打工的農民。總之，具有雙重身份的農民工的社會角色，首先被定位為農民，其次在其進城找到工作時才被定位為農民工。因此，實際上把農民工定性為在城裡做臨時工的農民。
然而，現實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農民工，表面上看是亦農亦工，實質上是非農非工的流動人口，一旦失業就變成了流落外鄉的流民，那些在城裡出生、長大的數百萬新生代農民工，主客觀條件都決定了他們絕大多數在失業後選擇留在城裡尋求生計，一旦生計無著，只能淪為城市新貧民。無情的社會現實是，無論失業返鄉的農民工，還是留在城裡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民工，都往往被視為社會的包袱，飽受社會的歧視。更為可怕的是，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視失業的農民工為各級政府的包袱。這無疑增加了解決農民工失業就業問題的社會難度、政治難度和政策難度。
應停止歧視和侵害農民工
因此，解決農民工問題，必須站在社會政治理論、制度、戰略高度，對三農問題及其中的農民工問題進行根本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說，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最終途徑是實現農民市民化，當務之急是廢除具有社會歧視、政治歧視、制度歧視，侵害農民工權益、同工不同酬的農民工制度。
首先，應在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毅然決然地破除由計劃經濟理論和制度遺留和承接下來的城鄉二元社會制度；革除產生三農問題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策法規；改革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個體所有制；實現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同等待遇的一元社會制度，即公民社會制度。
其次，把農民工問題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來檢視，也能找出其形成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規律，找出其解決之道的理論和制度必然變革的歷史邏輯和歷史規律。惟有從理論和制度的根本改革上去解決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中國的第三波工業化即全面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才能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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