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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因涉嫌貪污被調查，在住處附近跳崖自盡，引發韓國政壇的地震。大量支持者舉行追悼儀式，矛頭直接對準當今總統李明博。人們不禁要問，一個涉嫌犯罪的政治人物，為什麼能在死後掀起軒然大波呢？
韓國實行封閉性政黨政治
韓國乃至亞洲其他國家雖然引進了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但卻並沒有擺脫身份社會所留下的烙印。政治人物之所以能夠上台，不是因為他們品格高尚，也不是因為他們治國有方，而是因為他們善於在不同的族群中合縱連橫，從而贏得相對多數人的支持。這種政治遊戲更像是一種商業博弈。假如選擇了自己支持的對象，那麼，就必須不遺餘力地全身心投入，直到將他推上最高權力舞台。政治領袖一旦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就意味着享有不盡的資源，可以論功行賞。等到下一次大選到來之時，新的政治投資將重新開始，那些曾經享有榮耀但最終失去權力的落魄政客，不會善罷甘休，他們會借助各種理由，重新參與國家權力的分配。正因為如此，盧武鉉的自殺身亡，給了那些支持者以重新炒作的政治題材，他們高舉着悲情主義的旗幟，再一次開展政治營銷活動。
亞洲國家的絕大多數政黨都是封閉型的政黨，只要加入政治團體，那麼，個人的命運乃至家庭的命運都必須與所在政黨命運緊緊相連。當政黨失去支配國家資源的權力之後，政黨領袖仍然可以受到黨員的擁戴，但如果政黨領袖的個人行為損害了這個政治團體的利益，那麼，他除了自絕於人民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
在盧武鉉留下的政治遺書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他之所以選擇自殺，不是因為自己缺乏承受能力，而是因為連累了政治盟友。這種身份社會特有的政治情結，使得他的自殺被籠罩上了脈脈溫情，而那些心知肚明的政治盟友，為了對得起已經死去的政治領袖，不得不重新糾結在一起，在他的遺像前上演一齣政治悲劇。
當今亞洲各國不是沒有民主選舉的法律制度，也不是沒有民主的選舉形式，但是，缺少美國這樣的契約社會。在這個社會每一個公民都享有憲法和法律上的權利，他們不需要依附於任何的政治組織，更不需要投靠任何的政治黨派，他們依法行事，並且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選擇政治盟友。正是這種開放性和獨立性，使得人們不會對一個政治領袖的消亡如喪考妣，更不會借助於政治領袖的死亡而舉行大規模的政治示威活動。
應加快社會轉型步伐
我們觀察韓國政壇這一悲劇現象時，不能只盯着總統，而應該看到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南亞國家，自從引入了西方的選舉制度之後，族群之間的分歧非但沒有因為定期的政治選舉而縮小，反而由於不斷舉行政治投票活動，族群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這說明我們在引進形式上民主選舉制度的同時，還應該加快社會轉型步伐，以適應民主選舉政治的需要。
現在一些學者正在談論協商民主的利弊，試圖通過強化協商民主，彌合族群之間的分歧，在協商的基礎上推行選舉民主。這是一種可供參考的思路。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假如協商就意味着暗箱操作，民主協商就意味着少數人選少數人，那麼，這樣的協商政治不是現代民主政治，而是封建社會專制的變種。所以，即使我們發展協商民主，也應該大力推廣公開的協商民主，讓多數人選擇少數人，而不是讓少數人選擇少數人。只有充分尊重多數人的意願，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才能穩步發展。
盧武鉉的自殺，是一個政治悲劇事件。這一事件為政治學提供了豐富的信息。簡單的政治類比，無助於深入研究問題；情緒化的平面描述，不足以揭示出問題的本質。在傳統的身份社會，政治領袖早已成為某種政治資源的象徵，就好像商品的商標一樣，當它成為馳名商標之後，已經不再屬於家庭或者個人，而屬於整個商品系列。所以，盧武鉉作出極端性的選擇，實際上是一種「鳳凰涅槃」，希望家族乃至政黨重生。這何嘗不是一個政治家最後的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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