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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在白宮玫瑰園發表感受。資料圖片
勞 拉
前不久諾貝爾獎發布，我正好在和美國的一幫作家朋友們聚會。話題自然就轉到諾貝爾獎上。其實平時我們只聊寫作，刻意避免政治、宗教等一些可能引起衝突的話題。所以菲力普一聽我願意談，就笑着說他已經忍了好久了。我們中間比較有威望和人氣的黛比說，奧巴馬得和平獎，根本就是個玩笑。裡面太多的政治因素了。人們是在玩幻覺。從時間上來算，奧巴馬上任不到兩個月就被提名。不知那些評委依據的是什麼標準。這塊大獎的餡餅是從天上掉的，不是他奧巴馬賺來的。
菲力普一本正經地提醒大家先要搞搞清楚，這究竟是個餡餅還是一帖苦「藥」，吃了會不會拉肚子呢？伊麗莎白說，難得諾貝爾獎評委有新思維，這個獎以其制止未來戰爭的可能性，替代了它的實用性（表彰）。和平獎本來就說不清楚，如果大獎榮譽可以實現和平的願景，那就功德無量了。她笑着補充道，反正得和平獎的人基本都是把獎金捐出來的。好像這麼高尚的榮譽，你做得不高尚也不行。平時最隨和的緹娜耐不住了，她是奧巴馬的絕對擁躉，她覺得大家有點冷嘲熱諷，完全抹殺了奧巴馬的努力和功績。她一一列舉奧巴馬所作的演講，召開的重要會議，以及那些活動對世界局勢的深遠意義。連時間也精確到鐘點的程度。要不是認識她，說她是奧巴馬的機要秘書我也相信。
「你們不能以偏見而漠視他的成就。和平獎眾望所歸，評委是公平的。」緹娜認真地說。
她這句話，一石激起千重浪。我身邊這些個辯才無礙的作家們，又一個個當仁不讓地侃侃而談……
美國人說來真的較真。為了一個「真」字，他們可以和任何人過不去。當年為了是否「honesty」，他們幾乎把克林頓拉下台來。本來，諾貝爾獎是件在國際上「爭面子」的事情，可是這次的「含金量」有點怪怪的，結果美國本土質疑的聲音，比哪裡都響。美國人根本不在乎這是祖國的榮譽，人民的驕傲。挺難想像在別的國家，總統贏得國際大獎，還要面對國人那麼多的評頭品足，隨便編點故事也總可以自圓其說的吧。
我理所當然地把話題牽引到他們對諾貝爾獎的基本看法。因為那是中國人的某種「情結」，代表着我們心目中期盼某種「最最最」的肯定。我不敢因此輕率地下結論，在我們炎黃子孫的血液裡流淌着對權威的崇拜感和臣服感，但至少我們對諾貝爾獎等待得如此「焦慮」和「飢渴」。
菲力普說任何大獎對美國人來說，最多也就是三天的熱度了。獎通常是主流社會的認同與鼓勵，但真正的掌聲還是來自於時間考驗以後，對得獎人貢獻的裁定。緹娜說，我們真的不太看重獎項，更準確地說，是並不在意權威。不能說獎沒有用，但更多的人還是有自己的認同標準。有一個最基礎的價值觀念，就是每一個事跡，必須是當事人努力去賺取的。
我說，中國有一句俗語，叫「站着說話不腰疼」，也叫作「風涼話」。你們擁有無數的諾貝爾獎，擺擺「不在乎」的姿態，當然還顯得很有性格，很有底氣。作為當今世界的一大強國，你們比誰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你們佔據着發言權，全世界都朝你們看着，所以根本不需要去賺什麼注意力。而沒拿到過獎的國家就不同，我們需要有個證明。就象奧運會，獎牌證明了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有着某種精神象徵上的意義。我們的在乎，其實是在融合於世界文化，同時也是在賺取這方面的信譽。
黛比笑着拍起手來。她說，你講得新鮮，倒也可以讓我思考一下。許多方面，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被寵壞了。希望聽到另一種的說法。
我是因為時常發出「另一種的聲音」，才被他們叫在一起玩的。這點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寬容精神。他們真的可以誓死捍衛「發言」的權利。與美國人打交道，一定要學會「講理」。
我也喜歡在「講理」的狀態下來真正探討些問題。美國人不懼權威的特質，我還是深有體會。我們裡面有個簡妮，正經的工作是為特殊兒童服務，對象是患自閉症的兒童。我到她的課堂去觀察了一天，見到他們那麼精準地分析着兒童的行為，也有點驚詫。便說，照你們這麼嚴格的規定，愛因斯坦小時候好像也有自閉傾向，可他最後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啦。
她笑笑說，愛因斯坦是得過自閉症，所以他的一生在人際關係上總有痛苦和問題。但這不妨礙他為人類作出偉大的貢獻。
我一時間很佩服她的坦然和她陳述的客觀。她的評論中愛因斯坦首先是個人，芸芸眾生中的一個，其後才是他的成就和貢獻。偉人和凡人，難道不可以是一體的嗎？為什麼我要感覺奇怪呢？
這次對奧巴馬的和平獎，他們反對的態度還是對事不對人的。一個人好、優秀、受追捧，並不意味着可以無條件地追加不切實際的榮譽，雖然我對事情的真相還沒有深入地研究，但他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價值觀以及不盲從、不人云亦云的基本素質，值得推崇與尊敬。
以事實為依據，開放思想，真誠交換，是我與這幫美國作家玩在一起的默契。我希望能夠克制甚或拋棄任何既成的觀念，毫無高低和優劣感的去體會和理解不同文化的深邃，這是一種生命的態度，也是自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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