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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釐定最低工資參考指標的《2009年收入及工時》報告「出爐」後，即掀起勞資雙方對最低工資水平如何釐定的激烈爭論。有商界人士提出最低工資時薪應為20元，勞工界代表則堅持要達到33元。輿論認為，勞資雙方在最低工資金額上南轅北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各界將太多社會福利安全網的責任加諸最低工資身上。較為合理的做法，是商界承擔市場水平的最低工資；如果市場水平的最低工資未能達到適當高於綜援的水平，當局可參考美國、新加坡等地的經驗，設立入息補貼制度，為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差額補貼，既減輕對企業壓力，亦可切實改善基層生活。同時，最低工資作為一項社會改革，全社會都要作出承擔，當局更要推出相應的配套政策，讓最低工資順利推行。
《信報》社評：綜援主導最低工資
《信報》社評指出，「香港的綜援計劃是社會保障的重要一環，是政府認為可支持最基本生活的一項保障，如果最低工資連這個水平也達不到，試問支持團體又怎會接受？問題是：綜援是由公帑支付的社會保障，最低工資則要兼顧市場供求環境，如果未來最低工資遠超工資中位數，可以肯定將有不少企業會結束或以其他方法取代原有工人；可以說，香港現在制訂最低工資已不能只按市場勞工價格，而是要參照政府綜援金額的水平；若以此為考慮，其實本地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價位並不困難。」
《明報》社評：最低工資應實事求是
《明報》社評則認為，「最低工資在本港是新生事物，對於整體營商環境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此事起步應以求穩為原則，切入點宜較低，以減輕震盪，使整體社會在較自然狀態下消化新政策，日後可因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使之更趨完善。……勞工界認為最低工資要足以應付僱員一家生活所需，消除在職貧窮問題。能夠做到這樣是最理想，不過，以本港的情況，靠最低工資解決在職貧窮問題，現實上難行，因為要中小企業一下子承受工資成本大幅飆升，不切實際。因此，政府日後就最低工資政策拍板時，應該同時有配套措施，例如擴大跨區交通津貼計劃，對收入低於一定水平、又需要跨區工作的人提供交通津貼等，資助在職貧窮的僱員。」
《經濟日報》社評：求財應有道 商界莫積民怨
《經濟日報》社評指出，「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的最低工資二十元建議，激起廣泛批評，他昨要公開道歉圖息民憤。最低工資爭拗只是導火線背後反映的，是社會近十年對不少商界取財未有道的積怨，為人為己，商界都要反思如何與社會共同進步。最低工資問題極度敏感，如何釐定最低工資水平更是爭議焦點：定得低失去立法保障低收入人士的原意；定得高則打擊僱主招聘意慾，反令議價能力最低、最需要保障的市民，更難就業或失去工作。但敏感不等於不可、不應討論，張宇人建議最低工資二十元惹來口誅筆伐，恐怕不只表象那麼簡單。……香港尊重自由經濟、推崇市場競爭，但取財應該有道，營商手法要顧及社會道德水平，在合法之外，亦要合理合情，否則民怨太沸騰，只會迫使港府干預以至立法規管，或會過猶不及，損害營商環境。」
《星島日報》社評：互信互利商訂最低工資
《星島日報》社評認為，「最低工資的確立，並非要取代市場力量去釐訂工資，而是為基層工友提供一個安全網，確保他們在僱主可以負擔的水平獲得合理報酬。從另一個角度看，企業要應付成本壓力，無法支付合理薪酬的個別企業就要被淘汰，這是自由經濟改善效率、重新資源分配的機制，所以要評估最低工資是否合理，不能從個別企業去看，而是應從整體失業率去看。……七百多萬香港人，大部分都是打工仔，但中小老闆也不少。多年以來，香港勞資關係融洽，依賴的不是角力鬥爭，而是互利合作，香港老闆大部分都希望做個好僱主；香港的打工仔，大部分都是有志氣，不祈求長年只拿取最低工資。在這個互信基礎下，首要是社會共同認清政策目標，然後勞資雙方透過理性探討，亦一樣有機會做好最低工資的安全網。」
工聯會及職工盟：最低工資應不少於33元
《新報》報道，「職工盟和工聯會重申，最低工資應訂於每小時不少於33元，是公正公平的水平。工聯會的王國興更指，在天水圍買一碗魚蛋粉也要20元，認為有人建議時薪20元並不合理。……職工盟的李卓人表示，香港與英國經濟體系相近，按當地最低工資及中位數比例，再按統計處提供的資料計算，認為時薪33元是合理的水平。他又提到，在調查結果中，顯示快餐店有四成多人時薪低於33元，兩成人時薪少於22元，認為不合理。」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最低工資不應負擔太多福利功能
劉健儀在《成報》撰文，指出「最低工資水平，是否要解決養家及在職貧窮，我認為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應從其他方面去照顧低收入家庭的需要，是一個整個社會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但相信這不是最低工資所能負擔的功能。正如政府最初決定實行最低工資時，就已表明應只是設定工資下限，以防止個別僱員工資過低，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經濟自由和競爭力，以及對弱勢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重大的不良影響，一旦最低工資偏離此原則，其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影響，就可能像潘朵拉盒子般，一經打開，就會後患無窮。」
前工商及科技局長王永平：最低時薪應為30元
王永平在《am730》撰文指出，「我認為首個法定最低工資不宜訂得太高，避免對市場產生扭曲作用，但亦不應該訂在現在市場的最低水平，變相鼓勵『無良僱主』。有僱主代表建議20元為最低時薪。我希望這建議少提，以免影響社會和諧。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全港僱員時薪中位數為58.5元。把這個數字減半便是29元，比清潔工人的中位時薪略高，但低於飲食業中位時薪的33元。我希望政府考慮把最低工資訂為時薪30元，讓一個辛勤工作的人每月可以拿到大概6,000元。我相信這個水平不會令香港僱主承受不了。香港的本地人均生產總值在亞洲位列前茅，我們應該聽溫總理的話，讓人民生活得有尊嚴。」
史泰祖：最低工資恐影響弱勢人士生計
史泰祖在《星島日報》刊文，指「以立法手段強令工資上調，不難想到，經營者自會各出其謀應付：以保安系統替代保安員、以洗碗機替代洗碗工人、又或因為要以較高的薪金招聘，使低收入的工種出現『汰弱留強』等意料之外的結果。我最擔心的，始終是殘疾人士：除了部分有機會申請豁免於最低工資的朋友外，其他的疾殘人士恐怕即將要面對最低工資帶來的『汰弱留強』局面，要知道，香港並不如內地和其他發達國家，有法例要求企業聘用一定比例的殘疾人士。年長並從事低薪工種的人士，更不知如何能申請豁免。原本用以保障弱勢社群的良好意願，若思慮不周，很容易會淪為使他們失去工作機會，以至更難融入社會的弊政！」
施永青：企業將轉嫁最低工資成本
施永青在《am730》撰文認為，「我相信，大部分飲食業都不會因推行最低工資而倒閉，首先出現的是老闆的利潤會減少，有些甚至出現虧損；但他們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設法削減其他方面的支出，生意好的甚至會加價。最終，社會上不同的成員都得為最低工資承擔一部分責任。不過，若是最低工資訂得高，僱主就會覺得他有條件轉聘一些質素較佳的員工，譬如年輕力壯一點的、教育水平高一點的、工作勤快待人親切的，原有的員工中，一定會有一部分被換掉。因此，最低工資若是訂得不恰當，對老闆階層來說，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但對某些基層工人來說，則可能從此失業，以後也找不到工作，人生再也沒有希望。此之所以，我不贊成一次過把最低工資訂得太高。循序漸進對基層工人帶來的衝擊會較少。」
《經濟日報》署名文章：食肆多吊鹽水 加薪最反對
《經濟日報》刊出葉鏗然文章，「目前全港飲食業約有9,000多間食肆，僱員人數約20萬人，但僱員薪酬佔企業總經營開支達五成，僱員薪酬與業務收益比率為28.4%，即是說，企業每賺100元，有28.4元是薪酬成本。在盈利率方面，有個別食肆經營並不樂觀，在盈利最少的食肆組別中，它們的盈利率均呈現負數，譬如中式酒樓為-1.9%、港式茶餐廳更達-7.1%，只得快餐店錄得6.9%正數。有會計師表示，盈利率呈現負數，即代表出現虧損，若中式酒樓盈利率為-1.9%，即表示營業額每有100元，便錄得虧損1.9元，倘若人工開支再加大，盈利率會更低，相信該些食肆不能長此捱下去，最後只好關門大吉。這些數字或許能解釋到，為何張宇人認為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0元，對業界造成的殺傷力最細，因正『吊鹽水』的食肆，現在還可有喘息機會，一旦薪酬『水位』訂高了，將加快虧本食肆滅亡之路。」 ■本報記者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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