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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日前在北京完滿結束。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海外輿論或稱此次會議將啟動中國「第三次轉型」，或稱將啟動「全方位改革」，或稱會議將提出「包容性增長」。凡此種種，無非是在表達對此次會議的期待同時，也反映出中國發展模式已經顯現的一些引人注意的趨勢。
這些趨勢歸結起來就是，無論是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還是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乃至近七、八年的高速增長，都出現了巨大的成績與巨大的問題賽跑的現象。雖然人們相信，巨大的成績一定能跑過巨大的問題，但無可否認，中國出現的巨大問題已不容人們忽視或拖延。這些問題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皆有體現；但若人們將內政視為外交崛起的基礎，那麼對內事務上的問題就尤其不容忽視。
而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歸結起來都涉及到一個創新的問題。所謂創新，已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技術創新，而是擴展到在物質現代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後，中國在經濟、社會模式和制度方面，都需要有不同於西方的創新。其背景不言而喻：在過去數百年人類歷史上，現代化幾乎就是西方國家走過的歷程，西方為此積累了經驗，也走過了彎路；中國若不想拾人牙慧，步人後塵，就必須走出一條全新的創新之路。
市場經濟在東方遇到的挑戰
創新首先體現在物質現代化層面。有一句話形象地反映了中國與西方從「前工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又從「工業時代」到「後工業時代」的發展歷程：「當中國人騎車的時候，西方人已在開車；當中國人好不容易開上車了，西方人又開始騎車了。」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中國和西方的一系列生態文明衝突，大致都可在這一框架下尋到邏輯；而這一邏輯也再次凸顯中國在物質現代化層面創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創新同時也體現在覆蓋物質現代化的政治制度的層面。百餘年前，德國學者韋伯發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首次闡述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歐美成功的原始精神動力，其中包括節儉、天職以及誠實與守信等準則。韋伯的貢獻在於，他不是循著物質—制度—文化的順序，而是將這一順序倒列為物質—文化—制度，從民族文化和精神的深處尋找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乃至政治制度在歐美成功的奧秘。
韋伯在此書中沒有闡述的，還有市場經濟作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繫。既然是你情我願的市場行為，就必須有獨立的監管，而且監管者不能參與買賣雙方的市場行為，這就是服務型小政府最早的來源；既然是市場買賣行為，就必然會有糾紛，這就是個人權利保護最早的萌芽；同時既然是市場糾紛，就必然涉及到調節或規避的機制，這就是最早的契約精神的發軔之處。
但必須承認，無論是個人權利還是契約精神，在東方文化氛圍中是相對比較匱乏的。百年前韋伯只是描繪了市場經濟與西方新教倫理的吻合之處，但市場經濟進入東方文化氛圍，如何與東方文化匹配？更具體地說，市場經濟進入中國近二十年來產生的種種問題，與其說是制度的問題，還不如說首先是文化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問題，還不如說其背後首先是一個文化問題。
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就不適合市場經濟，而恰恰說明中國在市場經濟遇到瓶頸之後，需要更多制度模式的創新；而制度創新之所以步履維艱，究其根本則又是一個文化匹配的問題。
從「國富民強」到「民富國強」
中國語文裡一些習以為常的用語，都反映中國文化的一些深層思維其實與市場經濟的本義格格不入。比如，百多年中國現代化的努力，都以「國富民強」和「富國強兵」為目標，其中「富」的主體都是「國」。
在這一傳統模式中，國家成為富裕的主體，然後才將財富分配給民眾；這樣的國家自然成為全能的大政府，這樣的民眾自然不但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而且也沒有絲毫的個人權利的爭取空間。但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中，創造財富的主體應是民眾，國家的功能只有兩個：一、通過稅收進行財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二、迅速發展國家能力（包括教育能力、創新能力、戰爭能力等），以規避「富國不等於強國」的風險。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中，真正應該實現的是「民富國強」。
然而，幾千年的傳統思維及其模式，使得「民富國強」的概念始終難以深入人心。以三十年改革為例，雖然民營企業大幅發展，民生大幅提高，但一有風吹草動，「國進民退」每每成為人們的慣常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改革的瓶頸來源於政經交織，政經交織來源於政府職能無法根本轉變，而政府職能無法根本轉變則又來源於傳統文化中某些根深蒂固的東西。
看到問題的癥結並不難，難的是真正下決心解決這些問題，而且落到實處，同時能逐步有效克服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與市場經濟不相匹配的思維和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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