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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最近一段時間，無論在中國發展的大方向上，還是在中國的一些地方模式（比如媒體慣常所稱的「重慶模式」或「廣東模式」）上，都出現了諸多彼此截然不同的聲音和方案。筆者曾在多個場合將這種現象歸結為「一個病症，多種藥方」。
下面需要討論的問題是：「一個病症」到底是什麼？它的「病理」又是什麼？而所謂的「多種藥方」，其「藥理」和「機理」又是什麼？多種「藥方」背後的「藥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適合「病症」背後的「病理」？若不能對這個根本問題提供答案，那麼目前所有圍繞中國發展的爭論或地方模式，就都只是捨本求末的情緒化爭論而已，不但於事無補，最後還會導致中國發展的方向出現嚴重偏差。
要研究中國發展的「病症」背後的「病理」，涉及到對中國發展已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的解讀和定位。筆者曾在多個場合將中國的市場經濟稱為「非典型市場經濟」，其特點就是未能完成市場、政府和法治的三位一體而又互相分離的關係。
「非典型市場經濟」：中國矛盾源頭
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有一個最大的成就，就是發展了民營經濟。這不但找到了經濟發展的根本規律，即只有以私有形態組合的經濟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經濟，而且還突破了中國洋務運動官辦經濟的瓶頸。
然而，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也有一個最大的失誤，那就是政府職能轉型不到位。近三十年來中國所謂的政府職能轉型，大都只是人員的裁減和規模的合併，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向服務型小政府的轉型。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現階段的政府職能呈現「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窮做」的奇特現象，其具體表現為政府手中擁有過大的經濟項目的審批權力，而對經濟活動的監管卻十分不到位。若將前者比喻成經濟活動的「入口」，而將後者比喻成「出口」，那麼這種「入口」與「出口」權力倒置的情況，與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權力正好形成截然反差。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之下，尤其是在強調政府調控功能的經濟體系下，政府應著力加強對經濟活動的監管，而非時刻把住「入口」的審批權力。
與此同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獨立法治建立在中國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政府握有大量的「入口」權力，再加上缺乏獨立法治的監管，因此政商利益輸送就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而這一不正常的普遍現象，實際上坑害了現有體制下的許多能幹官員。
大量反腐材料證明，從能幹的官員到貪官，往往只有一步之遙，其間的原因與其說是個人道德層面的，還不如說更多是體制層面的。而目前的反腐鬥爭，更多只是在道德層面上向官員提出要求，而嚴重忽略了體制改革。
俗話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那是指落後時代河邊往往無法築起一道堅固的堤壩。對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這道堤壩不是政府與市場無法分離情況下的一味反腐，而是真正完成兩者的分離和政府職能轉型。如何保證官員「常在河邊走，也能不濕鞋」，不但是反腐的要求，而且也是保護一大批體制內能幹官員的要求。
因此，只要中國未來繼續維持「非典型市場經濟」的狀態，亦即無法完成政府與市場的分離，並建立獨立於市場與政府的法治，那麼中國的經濟轉型就不能稱之為成功，中國現階段許多腐敗現象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矛盾就不但不能消除，而且還將繼續激化，以「中國崛起」為標誌的所謂「中國模式」有可能將成為曇花一現。
準確解讀中國已經發生的深刻變化
如果說，上述「非典型市場經濟」主要發生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那麼中國還正在發生另兩個深刻的轉型，那就是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以及由原來封閉的社會向日益開放、多元的社會轉型。三大轉型環環緊扣，缺一不可。
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兩個變化：一是私有財產基礎日益擴大，二是利益日漸多元化。兩者都帶來中國社會形態的必然轉型，即從原有封閉的、可由國家絕對控制的社會向著日益多元、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
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在「市場、政府和法治」互相分離的關係之外，帶來的另一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三位一體關係的變化。社會正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調解作用。它不但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基礎發生深刻變化，而且還導致中國執政黨的建黨基礎已經並還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筆者曾在之前的評論中認為，如果說過去中共靠奪取政權和疾風暴雨式的統治方式贏得本身並無任何私有財產的人民的支持，那麼今天當中國絕大部分民眾已經或開始擁有私有財產，並繼而產生日漸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時候，中共如何贏得全體人民的支持，正在成為一個重要的執政課題。
各種模式的亮點與無的放矢
任何一個現實主義者都必須正視中國正在發生的這一深刻變化，並在對這一邏輯進行準確解讀的基礎上，考慮開出適當的「藥方」。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重慶模式」還是「廣東模式」，只有從中國轉型的深層邏輯上予以思考，才不致迷失方向。返回革命時代的理想主義做法，也許能緩解陣痛於一時，但不能解除病症於永久，因為其「藥理」與「病理」完全不符；同樣，強調將蛋糕「先做大，再分勻」，顯然也是忽略了「非典型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弊端和危害。
坦率地講，今天中國在發展方向上產生的爭論各方，就其論證的某一部分而言，都有其合理性，都可謂看到了中國改革出現的某一部分問題。重慶強調的公平正義和廣東強調的社會作用，都正是中國現階段所缺失的；但就總體而言，兩種模式都沒有把握到中國病症的根本「病理」，因而其「藥理」也就顯得無的放矢。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早已是一條不歸之路。在這條不歸路上如何既謹慎把握，又大膽探索，是現階段中國面臨的挑戰。在這方面，當多種探索湧現之後，如何從理論上進行梳理和提煉，找出中國發展的根本方向和軌跡，顯然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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