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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鴻 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政綱重點放在文化藝術與文化產業，似乎沒有不妥之處，但認真檢視卻過於偏重極其狹隘的文化政策觀念。雖說特區政府或海外有些政府都是按這樣界定。香港未來穩中求變，無論穩與變都有一個基本原則、觀念和立場的問題。不能穩便是懷抱所謂主流意見。在香港一二十年文化政策要發展卻發展不了，期間的主流實際代表既得利益。這個既得利益與香港文化政策一直發展不來的結果是因果關係。不將之破除，一是不可能穩，穩在哪裡？二是難以求變，變往何方？
什麼是文化政策
上世紀九十年代，歐洲發達社會的國家及城市發展規劃出現「文化的轉向」（cultural turn）。一是為勢所迫。非工業化的發展使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失效。二是窮則思變。失業和財政困難使政府重新思考發展的戰略與模式，從社會經濟生活的根本處重新規劃。因此帶來了歐洲城市的後工業化、後現代化，以文化作為紐帶和基礎的全新發展格局。文化再不是抽離於社會大眾生活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文化也不是像保守黨政府那樣湊雜而成的文化產業。文化轉向同時與歐盟發展重心從國家的層次下放至地區層次並行。因此開始改變歐洲主權國家四百多年發展所形成對國家文化的扭曲概念：文化不從屬於政治軍事支撐的主權範疇，而回歸到四百多年地方社會各自演化的多元性。地方民俗、語言或方言、經濟的生活方式都重新被重視，甚至得到歐盟資金政策的支持而復興。文化回復到原來面貌，從來都與生活結合，反映不同社群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從來都是多元化，不停地演化。
香港的發展水平已處於發達社會之列，但由於殖民體制文化的扭曲，社會發展與政策與發達社會相比，差距程度嚴重。香港並不需要跟著英美一類發達國家重複它們的發展歷程，而應該像西歐一些發達社會，從本地獨特的現實出發，思考自己發展之路。
香港文化政策應考慮歷史特殊性質
於是，當我們提升文化政策的政策地位時，便不應抄襲拼湊外國的例子或經驗。應從香港移民社會這個歷史特殊性質考慮。
一是兩文三語有政治因素，也有歷史演化的結果。但兩文三語以外，香港的華人移民還有眾多紛雜的方言與地方文化差別。香港也有非華人的少數族裔。假若我們確定香港文化為多元化，也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兩文三語便不應排斥其他語言與方言。也即是說，香港文化政策便不能只局限於兩文三語所代表的文化。其他語言與方言所代表的文化亦應在文化政策之內佔一席位，甚或在學校教育（包括大學），應有其他語言與方言的選修學習。為什麼不提倡潮汕、閩南語、上海話及其文化呢？也為什麼不提倡印度的語言文化、回教的語言文化呢？他們在香港人口中佔比低於廣府語系的居民，但絕對人數也不少！
二是民俗也是文化。例如本地原居民的鄉土文化習俗節慶，也例如廟街的平民文化，它們的重要性不應低於香港的國際藝術節、電影節，也不應低於芭蕾舞團、中英劇社、乃至管絃樂團等。政府的文化政策應對鄉土民俗和平民文化有相應的資助、推動。為什麼政府不可以推出粵語流行曲節、粵劇節一類的民俗文化藝術節，以與國際藝術節看齊，突出香港這個世界城市的本土一面。
三是文化應結合生活，面向各種各樣人，支持鼓勵不同社群，發展它們本身的文化。例如，政府應可提供場地、資助，使年青人可以組織樂隊，搞小話劇團，可以有足夠的空間讓一般人從事不同類別的藝術活動。梁振英政綱提及的下放至十八區，下放至學校。不應把下放權放在十八區議會或學校管理層，而應形成機制，讓基層的群眾，一般的居民，包括年青或年老，都可以有機會從事藝術，從事他們認為的文化活動。
香港文化政策應擴闊空間，容許變化或演變，讓社會大眾參與，政府只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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