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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費逵論道德修養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侯勵英
今年恰逢是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的大日子，其創辦人陸費逵（1886-1941年）最初以2.5萬元的資金在上海開設中華書局，提出「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大口號，決以編制「中華教科書」為首項出版計劃，從而達到「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的出版理念。翌年，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成立董事局，分設「編輯」、「事務」、「營業」和「印刷」四所。其後，在各地如北京、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福州、成都、昆明等開立分局，業務不斷擴充，規模亦日漸龐大。首五年的營業額累積計算已達402萬元，利潤合計有74.2萬元之豐。由是，曾有評論指出「中華書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務印書館在清末出版物市場上，尤其是教科書出版上漸成壟斷的勢頭。出版領域從一家的一枝獨秀，發展到兩家的分庭抗禮」，得見中華書局的出現對近代中國出版事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以出版刊物為人才教育的一部分
民國初年，中華書局除了出版「教科書」、「工具書」、「教育叢書」以及其他如「學術文化圖書」外，還把焦點放在「雜誌」的編印與發刊上。粗略統計，直至20世紀20年代為止，經中華書局代理的雜誌有十多種，包括教育方面有《教育雜誌》、《教育叢刊》、《教育彙刊》、《中等教育》、《心理》、《國語月刊》等；文學方面有《詩》、《戲劇》；綜合性方面則有《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學衡》等。
蓋陸費逵重視人才教育，常言道：「夫國民教育，以水平線行之，所以使全國之人，具有人生必不可之智識，以為國家之基礎也」，並認為雜誌期刊於推廣知識方面發揮了重要意義。故此於1912至1915年期間，他先後聘請專家學者參與編輯《中華教育界》（1912-1937年；1947-1950年）、《大中華》（1915-1917年）、《中華小說界》（1914-1916年）、《中華實業界》（1914-1916年）、《中華婦女界》（1915-1916年）、《中華童子界》（1914-1917年）、《中國兒童畫報》（1914-1917年）和《中華學生界》（1915-1916年），號稱為「八大雜誌」，被譽為出版史上一樁美事。從這些雜誌類型來看，陸費逵十分關注百姓的教育水平。他希望每人均能在各個知識領域內有所涉獵，廣至國民，專至學生、男生、女生、兒童、工人等，都不容例外，而道德教育固然是其焦點所在。
推動道德修養的教育
20世紀20年代，中國已進入民國時期，惜政治依然混亂不堪，國情還處於憂患之中，因此陸氏希望藉著提高當前國民的道德水平，以建設和鞏固國家的實力。1921年，在陸費逵的帶領下，編輯所同人發起了「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其宗旨是以「砥礪品德，增進學識」為宗。經費來源有二：一是會員會費；二是由中華書局每月補助十元，1923年改為二十元，以供運作。當時主要結合「同在中華書局服務的人，組織『中華書局同人進德會』。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會員一共有六百多人，可以算得精神生活的萌芽。」進德會除出版《進德季刊》外，也主辦不少業餘補習班，推動各項文教活動，如時事演講會。演講者有張聞天（1900-1976年）、左舜生（1893-1969年）等編輯人員。陸費逵還經常為《進德季刊》撰寫關於青年立身、治事或職業修養等的短文。
其時，陸氏提出「少吃東西」和「多負責任」兩大口號，鼓勵國民從一己言行著手，從而逐步把這種克己自律精神擴展到社會和國家裡去。在陸氏眼中，「少吃東西」不僅對個人的身體有益，更加有利國家的發展。他以自己的實踐經驗來說明，「現在和未減以前比，不過十分之二三，身體反比以前好。可見我們平日多吃，不但糟蹋東西，並且糟蹋身體」，於是建議國民應戒掉貪吃的習慣。這樣的話，「人人少吃些，國民體力既可進步，省下的東西，可以賣錢，可以救濟世界，不但富國，並且可以免除戰爭」。陸氏還進一步量化地說明，「如果我們中國四萬萬人，每日每人少吃數枚銅元的東西，每人每年可省十元內外。」在此情況下，「假定以十元計，四萬萬人每年就省四十萬萬元」了，這的確是筆可觀的收入，對國家的建設甚有裨益。
至於「多負責任」方面，陸氏指出在禽獸界別之中，各司其職，諸如「雞司晨，犬守夜，蜂釀蜜，益蟲益鳥之捕害蟲害鳥」，人亦該如此，各人有各人應盡的責任。他強調「如果不盡責任，不但不能辦事，並且不能做人；不但不能做人，並且不能做禽獸。」陸費逵認為只要「大家都盡責任，大家都好了！國家也好了！世界也好了！」由是，他把「責任」分為三種層次：
1、衛生，做好人，是對身體的責任；
2、求知識，認真做事，是對精神的責任；
3、救濟別人，不損他人，是對社會的責任。
可見陸氏所重視的是儒家思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道德修養的價值觀。他提醒國民既然「知道應該少吃，就應該監督自己決不多吃；每日做工一定幾點鐘，就應該監督自己不要偷懶不要誤事」，唯有如此，才能稱得上為一個負責任的良好國民。
結語
陸費逵不單重視普羅大眾的道德水平，還仔細地針對不同的階層而作出專門的教育。曾發表《書業商之修養》、《實業家之修養》、《工商界做人的條件》、《我對於商業人才之意見》等重要文章，呼籲各界注意職業道德。無疑，陸氏是出版界的鉅子，故對於書業商的操守尤為重視。曾開宗明義地強調：「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由此可見，正正是陸費逵堅持以道德責任為重的出版理念，使中華書局經歷了百年以來的時代變遷，依然屹立不搖，在中國出版界史佔有一顯赫的位置。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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