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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施政報告》設立多個委員會是逐步兌現政綱的承諾。當然，設立委員會不代表問題會迎刃而解，還需要政府進行大量工作。
是次《施政報告》面對的其中一個批評是政府成立多個委員會，不能即時解決社會問題。委員會職位只是作為「政治酬庸」。事實上，翻閱行政長官的競選政綱，它已對不少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向，但是這些方向如何變成具體措施，如何減輕措施推行時遇到的阻力等，《施政報告》便需針對這些問題，設立多個委員會，以進一步兌現競選承諾。
成立委員會至少可以起著以下的功能：一是吸納有關範疇的各方力量，讓其代表可以在一個平台下交換意見，縮窄分歧，凝聚共識，以解決問題；二是測試水溫，預計各界的反應，讓政府可以作更佳的準備；三是通過委任專家代表，可以擴闊政策範疇的視野，以更深入探討問題，並更有效地尋找方法等。
試想像，假設政府推行標準工時立法，並不設立委員會先作商討，勞資雙方的爭拗將即時在社會引爆。部分資方會指政府在無任何諮詢下，貿然決定，有違常規；勞方則發動民意，爭取最佳時數。若部分勞資代表願意妥協，學者可以提供較客觀的理由和數據作參考，共覓中間方案，但是在群情湊湧下，各方只能硬著頭皮，反對任何妥協，結果很大機會出現「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情況：不是資方勝出，政府撤回立法，勞方訴求無期實現，就是勞方勝出，資方面對棘手的立法方案，經營困難。無論以上哪一個結果，社會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
至於「政治酬庸」的說法，從辦實事的政府角度看，它理應委任富公信力、能向公眾解釋委員會有關理據的人士，以減少其政策醞釀、制訂以至落實時面對的壓力。至於被委任者無論其政治取態如何，他們理應不會盲目附和政府的政策，因為此舉既浪費自身專業才能，影響個人名聲，也有負社會的期望。更真實的情況是，大多被委任者以事論事，只是被個別媒體基於政治需要，貼上標籤。就此，公眾的關注點應是被委任者是否有足夠的專業知識、技術、經驗、人脈等，以協助委員會的工作，造福社會。
當然，設立委員會並不代表問題會迎刃而解，也要視乎政府推行委員會決策的決心，以及與各大政治勢力如何協商等。舉例而言，昔日將軍澳堆填區擴建經過多年諮詢，並獲「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批准，但是最終未能成事。究其原因，政府並沒有堅持委員會的決定，也沒有與各個政團作好協商。政府必須吸取有關經驗，以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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