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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爾 資深評論員
在戴耀廷看來，僅僅引發中環核爆還不夠，他更變本加厲稱，「核爆」所產生的「破壞力」，將不止於「爆炸」的那一刻，將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不合作運動，那才會真正令香港癱瘓，而不只是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戴耀廷已拋開「愛與和平」的偽裝，其「核爆香港」之論極不負責，圖摧毀法治，對香港禍害深遠，這已遠離羅爾斯「非暴力反抗」和馬丁路德金「公民抗命」的主張。戴耀廷經過數月包裝， 「佔領中環」已變為極具破壞性的「核爆香港」，並非一個理性學者所應有的思維和理念。
「核爆中環」駭人聽聞
「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日前在報章撰文，以駭人聽聞的「核爆中環」來形容整場運動，聲稱「佔領中環」核爆所產生的破壞力，不止於爆炸的那一刻，更在於之後的核輻射擴散。香港社會各階層對民主普選的訴求，雖然可能因「佔領中環」的行動而遭短暫壓了下來，但已擁抱這個信念的公民，將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不合作運動，那才會真正令香港癱瘓，而不只是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
戴耀廷口口聲聲說行動是「和平佔中」，但又指行動包含多種元素，所謂「公民抗命」的道德感召以及中環堵路擾亂社會秩序等，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強調，要使所有這些部分發揮最大的效用，那就必須加進民主商討的成分，「也只有這種元素，『和平佔中』這個『核彈』才能真正『製造』出來。」
「核爆香港」以類似暴力行動摧毀法治
戴耀廷的「核爆香港」在學理上是謬誤的，他以先賢羅爾斯和馬丁路德金的主張來包裝「佔領中環」和「核爆香港」，乃是自欺欺人。雖然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以「非暴力反抗的證明」為題進行了大段抽象論述，但是未能舉出哪怕是一個例證來展示非暴力反抗的具體樣態，反倒以條件來限定非暴力反抗的運用：「這種反抗不能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因而不能產生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
羅爾斯未能舉出哪怕是一個例證來展示非暴力反抗的具體樣態，而戴耀廷卻提出了「癱瘓中環」、「癱瘓警署」、「核爆香港」的具體計劃，任何人都可看出那並非完全是一個「非暴力反抗」行動，而恰恰是以類似暴力的行動破壞法治，產生對香港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幸的後果。
戴耀廷「公民抗命」是一個偽命題
同樣，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公民抗命」，是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最後達致社會法例制度的改變。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憲法。公民抗命不是無政府主義，公民抗命接受並尊重法治，相信現存法律制度及政府政策可以改善。公民抗命是改良的手段，犯法是為了抗議惡法，以締造更完善的法例為目標。公民抗命是以最小破壞最大建設的手段，為求社會變得更公義。
但是，戴耀廷的「核爆香港」，卻是以最大破壞最小建設的手段，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所以，戴耀廷的「公民抗命」首先是一個偽命題，此偽命題首先假稱中央沒有誠意在香港推行真普選，完全違反了事實；第二，戴耀廷所謂「真正令香港癱瘓，而不只是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一個難以管治的地方」，並非「公民抗命」，而是訴諸暴民政治的犯罪行為；第三，「佔領中環」打著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幌子，但民主不能脫離法治軌道，脫離和挑戰法治的民主是偽民主。
戴耀廷反抗哪一條「不義之法」？
戴耀廷用「抗命佔中」、「核爆香港」這種觸犯法律的方式來反抗「不義之法」，爭取所謂「真普選」，但反對哪一條「不義之法」？眾所周知，「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例如1961年，在馬丁路德金的爭取下，聯邦政府取締了跨州交通運輸中的種族隔離做法。馬丁路德金「伯明翰監獄來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一個人有違反不公正法律的道義責任。」
但是，「抗命佔中」行動呼籲要癱瘓中環，阻塞交通、癱瘓警署、「核爆香港」等等，這些違法行動，所違之法，基本上就是擾亂公眾秩序罪、簡易程序治罪之類刑事法例，這些法例根本不是「不公正法律」，而是善法，戴耀廷反對善法，令人匪夷所思。
戴耀廷針對的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戴耀廷「抗命佔中」、「核爆香港」到底針對什麼？明顯是針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五步曲」，「抗命佔中」、「核爆香港」實際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道。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憲法，戴耀廷針對的卻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公民抗命不是無政府主義，公民抗命接受並尊重法治，「抗命佔中」、「核爆香港」卻打著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幌子摧毀法治。照此看來，「抗命佔中」、「核爆香港」的醉翁之意在於否定基本法，否定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企圖把香港變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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