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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庶
發展民主，應該由香港人自己作主，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要聽從外國老闆的耳提面命。陳李美國之行，為他們的政改方案爭取美國的認可，這是對香港民主最大的踐踏，說明他們遵奉的是奴隸主義哲學。他們卻認為，香港的民主，沒有美國的參與、沒有美國的認可，香港人就站不起來。這是賣港求榮。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訪美，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返港後又到處宣揚他們訪美的「威水史」，遭各界質疑是勾結外國勢力，為本港政改「添煩添亂」。李柱銘接受電台訪問時狡辯稱，在政改關鍵時刻到美國，對爭取普選「有好處」。對於李柱銘的荒誕謬論，各界齊斥李柱銘的行徑出賣港人。
充當美國最信任的代理人
陳李兩人應召到美國接受「賜見」，對主子恭順，如奉綸音，說明了他們是美國勢力最信任的代理人，他們此行是去美國聽從差遣，接受新的任務。第一，回來香港後，要宣傳「美國介入有理」論；第二，全力推行架空基本法的「港人最後決定香港政制」、「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第三，為「佔領中環」製造輿論，攪亂香港，對抗中央。
李柱銘走上電台大力宣傳這次爭取外援的「威水」。他居然說，爭取外國的支持是「有用的」，自鳴得意說：「03年23條立法爭議時，我亦有訪美，其後白宮、英國、加拿大及歐盟先後發表聲明，表明反對23條立法。」這就翻出了自己的底牌。他一直為外國人做事，基本法23條是要立法反對和禁止外國的間諜在香港活動，反對分裂國家和外部勢力顛覆特區政府的活動，當然違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自然會受到西方的反對。
斯諾登揭發美國的稜鏡計劃，揭露英國的特務機關參與美國監視全世界的互聯網通訊和電訊計劃，侵犯了外國官員和各國人民的私隱。香港如果基本法23條順利立法，美國和英國的各種竊密行動，就不可能在香港進行。美國和英國的官員就不可能明目張膽在香港聯絡各個政黨，美國人不可能公然走進香港的校園，進行所謂「公民抗命」和「佔中」的演講，美國「民主基金」也不可能向香港的大學和政黨捐款。
如果將來按照「國際標準」進行政改，也就是按照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所說的，「香港人有最後的決定權」，即落實「公民提名」方案，那麼就可以選李柱銘或者陳方安生那樣的人物出任行政長官，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問題上，甚至什麼事情都要請示美國總領事館，或者被傳召到美國白宮進行密室商討，香港就成了美國的「衛星國」。在這樣情況下，才發生類似斯諾登的事件，可以馬上讓美國聯邦調查局拉人；美國轟炸了中國大使館，特區政府發言人將出面為美國辯解一番；香港的金融管理更要看着美國的面色做人，1997年特區政府狙擊美國「大鱷」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因為美國在香港有投資，香港是國際城市」，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就公然主張「外國的干預是正常的」，這分明是邀請美國介入香港的事務。這是強盜邏輯。美國人不方便說，由美國的代言人振振有詞地說出來更顯巧妙。這恰好說明，這次訪問，陳李和美國人是達成了默契的。
對外國老闆耳提面命賣港求榮
發展民主，應該由香港人自己作主，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要聽從外國老闆的耳提面命。陳李美國之行，為他們的政改方案爭取美國的認可，這是對香港民主最大的踐踏，說明他們遵奉的是奴隸主義哲學。他們卻認為，香港的民主，沒有美國的參與、沒有美國的認可，香港人就站不起來。這是賣港求榮。
不僅僅賣港求榮，陳李還為「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恢復使用埋下伏筆，做起現代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要美國每年發表一次香港的政治和人權報告，由美國人指點香港要怎樣管理，就好像自動戴上鐐銬，失去高度自治權。若果香港不服從，美國就可以取消對香港的所有優惠待遇，實行經濟制裁。到時候，香港的金融機構和出入口企業，頭上掛起了一張刀，分分鐘被美國砍至鮮血淋漓，這就叫做引狼入室拉雞仔。如此一來，香港人不再是香港的主人，美國才是香港的主人。
最令人關注的是，陳方安生在香港發表了「香港2020」的政改方案後，立即前往白宮，向美國的政要投訴，她的政改方案不被中央所接納，希望美國政府施加壓力。這個方案的特質是，先進行公民提名，單議席單票選舉317個分區直選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反對派只要掌握160個分區直選的提名委員會議席，就可以順風順水把西方認可的候選人送到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寶座上，真正做到了美國認可、「香港人最終有決定權」的普選。可見陳李美國之行，是出售民主權利，給港人扣上鎖鍊，向美國表忠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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