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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經民聯副主席
很多人都熟知辛棄疾的名句：「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為賦新詞強說愁」也許是浪漫的。但是，若然為了政治目的，「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甚至「強行製造悲情的假象」，就是可恥的。更諷剌的是，「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的人，正正是享受着香港高度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有議員同事煞有介事地在立法會提出「捍衛學術自由」議案，更在發言中製造所謂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的假象，實在是無的放矢，我不敢苟同。我在議案辯論時，強調學術自由與科學精神不可偏廢。
學術自由受壓無的放矢
立法會作為立法機構，當然必須捍衛本港的學術自由，政府當局亦應確保所有學術研究及活動不受任何形式的干預。事實上，這項原則在香港具有明確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同時，對於支持大學的學術研究，本港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並投放不少資源。目前，獲教資會資助的八間院校在資助研究方面的主要撥款來源是院校的經常性或整體補助金，院校也可從其他途徑獲得研究項目撥款，包括由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管理的研究用途補助金。各院校每年的新增研究項目所得撥款甚為可觀，以2012-13學年為例，八間院校在這方面的所得撥款合計超過25億港元，比上一學年增加17%。研資局提供多項研究資助計劃接受院校學術人士申請，並設有相關的學科小組及委員會，負責審核和監管各項研究資助撥款的運用，整套機制可謂嚴謹有序，以保障學術研究質素和公眾利益。本人亦曾是研資局的委員，負責審批撥款以資助學術研究。
大學學者置身高等學府之內，除了傳授知識，為社會培育下一代；也應從事學術研究，追求學術卓越，不斷推動社會的創新和進步。此外，我們也應該鼓勵學者走出大學象牙塔，關心本港社會發展，發揮學術研究所長，參與公共事務，或進行公共政策研究。政府當局於2005至 2013年度，每年預留2000萬元予研資局，以推動高等院校進行公共政策研究，獲資助的研究項目亦涵蓋廣泛的社會議題，既有一般的公共政策研究，也有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
不過，學者參與公共事務和從事公共政策研究，與從事一般的純學術科目研究，或許有些差別，因為涉及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社會上很自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評論和意見，大家對學者的研究和結論不一定認同，這是不足為奇的，有關各方都應以平常心看待。
學者應對外界質疑釋疑解惑
近日坊間對本港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有相當熱烈的討論，亦有社會人士對相關民調的問卷設計、數據分析等較為技術性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我認為，學者可以用理性討論的形式，為大家釋疑解惑，視為學術切磋和研討的一部分。否則，如果各方流於意氣之爭，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則容易變得有理也說不清，無論對於哪一方都可能有欠公平。
在一般市民看來，學者往往給人理性、持平的印象，因此，他們往往容易信服學者的分析和意見。我認為，學者在確保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或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過程中，也應致力維持理性、持平、中肯的專業形象。儘管學者可以有個人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但在學術文章和社會評論中，應盡力確保符合科學精神。甚麼是科學精神呢？本人十分欽佩大學者胡適先生，他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這正是作為學者所應該秉持的科學精神和「實事求是」的取態，有助保持專業形象和維持公信力。
很多人都熟知辛棄疾的名句：「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為賦新詞強說愁」也許是浪漫的。但是，若然為了為政治目的，「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甚至「強行製造悲情的假象」，就是可恥的。更諷剌的是，「強說香港學術自由受壓制」的人，正正是享受著香港高度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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