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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可以反映現實，電影的力量足以療癒受傷的心靈。台灣導演王育麟，總是不慍不火地直面當下紛擾的世道，像熬一鍋老火湯一樣，以電影語言敍述平凡的經歴，既殘酷地撕開假象，又以溫柔的鏡頭帶來絲絲暖意。無論是三年前製作的《父後七日》，還是明年開拍的新作品，他始終如一地訴說着他最關心的人事物。
因着早前舉辦的「獨立監製工作坊2」活動，王育麟難得來港，記者藉機與他聊聊其拍攝心路與體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彭子文
關心現實
問：明年初要開拍新電影？
答：這是台灣一個真實的故事，講一個商業女強人最後因為活不下去想自殺。你知道南非沙漠有種動物叫狐獴，站起來非常小，牠因為這樣而得到救贖。這個女強人很聰明、很會賺錢，但在家庭、感情上卻很空洞、很受限制，所以你會看到她從非洲的小動物裡，發現即使自己得到再多，也比不上一隻小動物。
問：故事從哪裡聽來？
答：她把這些寫成一本書，叫做《遇見狐獴學會愛》，算是她一個小小的自傳，講她怎麼從狐獴身上得到啟發，也算療癒系電影。之前的《父後七日》也是療癒系電影、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那是我們的編劇因為父親過世了寫下一些散文，我們就拍成電影。
問：你好像挺喜歡現實的題材。
答：好像是吧，哈哈，我蠻關心現實。
問：台灣最近發生很多事情。
答：我覺得蠻有意思，全球大概有十六億華人，台灣跟香港、內地、新加坡這些華人很多的地方不同，有一個特別的體制，在華人世界裡，台灣是個樣板或是示範。電影工作者必須要關心現實，從這個基礎上做出來的東西、說出來的話，以內地語言來說就是「接地氣」，這才會有力量。即使是武俠小說、科幻電影，我還是覺得要從土地上長出來，即使是馬奎斯寫的魔幻寫實小說，他也說是從自己家後院一位媽媽在曬床單，然後床單飛起來了，在這裡開始寫出他的小說，一切都是有基礎的，魔幻寫實也是在現實的基礎裡寫出來。
問：你覺得台灣電影工作者有足夠關心現實嗎？
答：這要看個人哩，有些人還是比較關心自己的感受，個別導演的傾向不同，幸好台灣沒有很多限制，劇本啊、審查啊，你要做甚麼都可以，所以從電影更能看出創作者的特質、本性、內涵。我希望台灣的電影可以表達不同的想法，大家不要當它是洪水猛獸，官方不要在思想上做一些監控，如今香港和內地都面臨着這些問題，台灣表面上沒有這些問題，反而是人們自己做了一些限制。
導演美夢
問：是自我審查嗎？
答：有些是商業上的決定。這是07、08年台灣電影開始活躍起來後，比以前的電影來得與觀眾接近，也比較在乎市場的反應。現在台灣電影的多樣性比較豐富，以前很長時間偏向於藝術性，現在比較百花齊放，片量也比較高，跟香港、內地的狀況不太一樣。
有十來年台灣電影幾乎完蛋了，台灣每年製作的電影不超過十部，當年票房也只有百分之零點幾，不到百分之一，那時很多人都改行或不做了，所以我們經歷過這種谷底，現在台灣電影工作者的態度變得比較認清現實，十多年前這麼多的藝術電影並沒有培養觀眾的品味或觀影水平，所以並沒有說台灣以前都只有藝術電影，觀眾就會特別看得懂藝術電影。我看過太多次電影院出來的人，大罵「又被騙了，都看不懂」，因而逐漸沒有人再進電影院看電影。
現在的台灣電影，一是片量增加，二是不同的片型都有，當然每個電影工作者都要面臨其限制、挑戰，不管在影展還是在票房上，這或多或少會影響他未來的拍攝，最完美的想像當然是叫好叫座，票房好之餘在很多影展也能受到好評，這大概是每個導演的美夢。
問：這很難吧？
答：是啊，這也是電影圈最折磨人、最有挑戰性、最有趣的事情，如果那麼簡單的話，也不那麼好玩了。我也是朝這個方向走，希望電影是言之有物、叫好叫座、同時在藝術上，至少在台灣票房上是OK的，因為現在的投資人或電影金主也開始慢慢入行了、開始知道甚麼電影會有甚麼樣的風險。
電影低潮
問：所以你覺得以前台灣電影圈的風氣是不健康的？
答：對，95、96年時，因為WTO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那時片量開放，完全不保護本地的電影，本地片子一下子就被外地片子打翻了。荷里活電影確實太強了。WTO對本地電影的保護，在很多地方也有做，如果不做的話，全世界的電影大概都抵不過荷里活電影。
問：電影業從活躍到谷底，如今又再蓬勃起來，這也是你工作的階段嗎？
答：對，從95到07年，行內很多人都改行了，他們或離開台灣，或做廣告、電視製作等，現在活躍起來對年輕一輩來說還蠻鼓舞的。
問：在那個低潮期裡，你都在幹甚麼？
答：其實那時候，唉，我沒有做這個行業，我離開了大概六、七年（01-06年），那時偶爾去做一些紀錄片或廣告電影，幾乎要放棄了。
即使現在，這始終是有風險的一個行業，你看（數了數），台灣如今一年大概有三十多部國片在電影院上映，平均一個月兩三部的話，當中能夠賺錢的只有百分之二十，所以它是風險頗大的一個行業。
我覺得現在的台灣電影工作者要比以前有活力、務實一點，不再那麼天真。之前好天真哦，這種天真恐怕也是台灣人的特質。
不再天真
問：最近社會上發生的事會影響你的創作嗎？
答：一定會的，這個說起來好複雜。我們希望能夠多保留台灣的文化、政治特色，而不是急於與大家黏成一團。以香港為例，以前很有特色，如今這種特色慢慢消失了。我們不能只看着前面，為了錢犧牲很多我們的文化、藝術，這是很可怕的事，所造成的後果也蠻嚴重。長遠來看，台灣對香港對內地來說是好的借鑑和參考，一下子這些特色消失了，對全球華人來說也是一個遺憾。
三月四月以來，台灣有很多公民運動，他們爭取的就是公平、正義及背後的自由精神和文化想像，這是很珍貴的價值。如果不理會，很多東西就會慢慢消失，我在這方面還蠻有自覺的。
問：未來會做更多監製的工作？
答：對，之前都是自己做製片、編導，之後會有一些年輕的導演進來，公司製作的電影就不只是我來導演，會有其他人做，我們希望在產量及取材方向上都更多元，公司可以更有活力、更有產量一點，因為現在年輕一輩的導演很多都很優秀。
其實十多年前有香港的製片人跑到台灣，希望找台灣的製片人合作，但他們發現沒有，台灣幹這一行的人很多都想做導演，這是台灣的天真，可能因為以前那幾個導演的光芒太過耀眼了。相對來說，香港不會這樣，香港的製片人、美術指導、編劇、導演都分佈得蠻好的，不像台灣有一段時間所有人都想當導演，那也是蠻變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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